作为今年“中法文化之春”的首个电影活动，由上海师大世界电影研究中心和法国驻沪总领馆文化处主办的电影大师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作品展于上周末举行，包括《Z》（）、《八音盒》（MusicBox,）、《伊甸在西方》（Edenalouest,）等加夫拉斯的名作集中放映。不仅如此，已经85岁高龄的他还从巴黎飞到上海，连续两天出席“大师班”，与沪上文化评论人孙孟晋进行了两场对谈，并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
科斯塔-加夫拉斯于年生于希腊阿卡迪亚州（Arcadia）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阿卡迪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世外桃源，但在近代也难逃战乱的洗礼，如同希腊的其他地方一样。“二战”后，加夫拉斯一家移居雅典，不久内战爆发。由于父亲在战时曾和希腊共产党一起抵抗纳粹入侵，结果被英美支持的当局投入监狱。受此牵连，年轻的加夫拉斯无法入读希腊的大学，只得离开家乡，负笈法国。
没想到远赴异地的加夫拉斯反倒因祸得福，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我先是在索邦大学学习文学，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后来我在巴黎的电影资料馆看了许多电影，过去在希腊只能看到动作片和西部片，我发现原来电影也是一种写作方法——通过影像来创作。”很快，加夫拉斯就从索邦转投法国高等电影学院。
电影大师科斯塔-加夫拉斯。东方IC图
大学毕业后，加夫拉斯通过担任雷内·克莱尔、雷内·克莱芒、雅克·德米等名导的副导演进入法国电影圈。在导演生涯初期，他执导的悬疑惊悚片《卧车上的谋杀案》（Compartimenttueurs,）和战争片《战术突击队》（1hommedetrop,）既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目。然而，从家乡寄来的一本根据真实事件写作的小说，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我的兄弟给我寄了一本书，说是他的一个朋友（VassilisVassilikos）写的，让我读读看。结果，我花了周五周六两天一口气就读完了。到了周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军队已经接管了政府。当时，我突然很想拍一部电影，以我自己的方式介入这场变局。于是，我就根据那本书写了剧本，很快也找到了包括Z的扮演者伊夫·蒙当在内的演员。但是去哪里拍是个问题，最后只有阿尔及利亚同意我们过去，而且还是免费的——当时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
《Z》
影片《Z》以如同纪录片一般的冷峻视角，聚焦了一次政治暗杀事件的方方面面。故事以某军人政权国家为背景，呈现反对派的领袖在一次集会中被人袭击后的各方角力：军政府试图将案件定性为暴徒酒后酿成的车祸；年轻的法官不畏各方压力，坚持调查取证；有正义感的记者也试图揭露真相。虽然如今距离《Z》的拍摄、上映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加夫拉斯谈起自己的这部开创政治惊悚片先河的成名作来，还是滔滔不绝，仿佛就像是在谈论一部新作。
“最初上映的时候，观众并不多，我的制片人就告诉我‘大家本来就对政治电影不感兴趣’。然而，后来依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观众的人数竟然渐渐多了起来。最后，这部电影在巴黎连映了44周。”
“当年放映的时候，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电影结束后，观众都会起立鼓掌。不仅是在法国，在意大利、还有南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我没有想到这部电影能获得那么大的成功，因为它从到尾没有一个真正的主角，也没有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最后它成功了，这证明了电影创作其实没什么固定的模式。就像让·考克多说的，‘或许世上的确存在规则，但我对此一无所知。’”
《Z》之后，加夫拉斯又拍摄了取材自年代捷克亲历者回忆录的《大冤狱》（Laveu,）、根据美国AID官员在乌拉圭遭游击队绑架并杀害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围城》（tatdeSiège,），还有讲述法国维希政府为了安抚德军，强行审判六名无辜者的《特别法庭》（Sectionspecial,）。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加夫拉斯由此奠定了他的独特创作路线。
过去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对政治题材情有独钟时，加夫拉斯曾有句很著名的回答：“所有的电影都是政治电影。”而他这次也特意向上海观众解释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我们所创作的作品——不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电视——都要面对千千万万的观众。我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权力的角度，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诚如加夫拉斯所言，他的作品中展现的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政治迫害的无情，并不是归咎于大时代、命运悲剧这些让人无可奈何的症结上，而是落在具体的个体上——作恶的终究是人本身。然而，他在政治题材上的长袖善舞也掩盖了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比如角色情感的细腻刻画。在伊夫·蒙当和罗密·施耐德主演的《女性之光》（Clairdefemme,）中，他就把一对饱受创伤的中年男女在婚外情和家庭责任之间的挣扎表现得既纯然唯美又令人唏嘘。可惜，相比那些触及敏感政治事件的影片，这部柔情脉脉的小品并没有获得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