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女秘书遗著 [复制链接]

乌鲁木齐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本书共17章由光荣之家整理杨德清阅后感：一个想征服人类灭绝种族的疯子，结果是死无藏身之地。第一章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员，又对*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的*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瓦格纳博士于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经济*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的领袖们、纳粹*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加入了纳粹*。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我认为，希特勒身边除了鲍曼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够行使这一困难的职责。由于工作繁忙，希特勒对日常琐事不可能事必躬亲。为了使自己免招不受欢迎，希特勒兴许有意逃避接触这些事情，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结果所有棘手的事情都落到马丁·鲍曼的头上，他总当替罪羊。部长们和纳粹*区领袖们以及许多人都认为，鲍曼的所作所为是为谋取个人权力。例如我记得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经常对鲍曼说：“鲍曼，请帮忙，让*的区领袖们离我远点。”于是鲍曼便这样做了，掩护了希特勒。纳粹*区领袖们一般都是老战士，认识希特勒的时间比鲍曼长，这是他们引以为得意的。如果希特勒偶尔碰上一位纳粹*区领袖，那么他就会虚情假意地说：“啊……你在这儿。”如果纳粹*区领袖抱怨鲍曼，这时希特勒就装出一副感到意外的模样。希特勒曾说过：“我知道鲍曼野蛮，但是他所干的事都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绝对相信，通过鲍曼，我的命令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在排除一切障碍的情况下得以贯彻。”对于希特勒来讲，马丁·鲍曼是一位比他的前任鲁道夫·赫斯更好、更顺手的下属。希特勒曾谈起过赫斯，他说：“但愿他永远不会成为我的接班人，我不知道，令我遗憾的到底是谁，是赫斯呢，还是这个*。”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的*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经济*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老*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纳粹*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年投靠纳粹*，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年由于参加先锋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暧，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年或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下巴伐利亚区*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年起相当于*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而后于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国）去当总领事。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首先把这些*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会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他的办公室。
　　所有*治，即内*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第二章年罗姆暴动　例如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年6月9日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第三章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着站在前厅里休息的老师们走去。走到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来，突然把一直没被人发现的手帕抖了出来，微笑着说：“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亲的生活艰难时，他又对父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为他从一个孤儿最后当上了一名海关宫员。希特勒还喜欢谈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如何能干，使得这个家逐步富裕起来。
　　他有时也回忆起被他视为“蠢女人”的姐妹们。使他恼火的是，例如她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项目，或用手枪打那些栖息在小镇子公墓内的老鼠。他向我们承认，他姐姐安格拉订婚后，他真想劝他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约，并与“蠢女人”一刀两断。
　　希特勒没有“家庭”观念。他把他的参谋部视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岁。她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姑娘，早在年轻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这个妹妹。然而也许主要是因为年龄差别的关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战争结束为止，保拉一直住在维也纳，后迁到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算名符其实地离开了维也纳。”她在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哥哥阿道夫与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处处都得让着年龄比我大、个性比我强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不能为争个谁亲谁疏而吵个不可开交，让外界看笑话，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维也纳，而我姐姐安格拉则在上萨尔茨堡为我哥哥操持家务，直到年秋天为止。哥哥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个人的事情由个人自行处理。”她在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我们姐妹过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钱雇外人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比他大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影响。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个女人是个爱尔兰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年人们曾公开谈论起他，因为他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书。第二个儿子是一名军官，战死在东方战场上。当着希特勒的面，人们很少谈及（实际上根本就不谈）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在维滕贝格广场开饭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尔的亲属。
　　希特勒常常谈起斗争年代的经历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谊。有一次他说：“这种友谊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谊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尔次地区诺伊马克特镇一个公证人的家庭里，当过记者和诗人。他作为拜罗伊特的戏剧批评家而出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为好友。后来，埃卡特曾把《培尔·金特》译成德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埃卡特是在年的一次大会上认识希特勒的。对于希特勒来讲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并且经常给予希特勒以则*方面的接济。每当希特勒谈及这些具体情况时总是非常感动。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过兰茨贝格监狱，由于病入膏肓，当年圣诞节时便获释出狱。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他的朋友、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布吕根封地的领主那里度过的，年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国觉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当成了纳粹运动的战斗口号。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这样讲过。只要他一谈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总是两眼泪汪汪的。在他夺取*权以后，他还对“忠实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报答埃卡特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给以回报一再感到遗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关的一切都在打动着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女友在她从恩斯特·冯·沃尔措根的遗孀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发现了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几份手写的诗稿，他当即就要把它们买下来。当他认出这些诗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身后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处女作时，他便主动提高了购价。埃卡特的大部分处女作诗稿都被他那位爱吃醋的夫人销毁了。得到了这位朋友的诗稿他简直高兴极了。由于对埃卡特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对约翰娜·沃尔夫也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经常亲见地称她为“沃尔费尔”。
　　他还讲了很多在斗争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们经常乘敞篷的奔驰汽车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总坐在年去世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的旁边，尾随其后的是埃里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饭馆歇脚。希特勒很喜欢这个饭馆。年，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接到了兴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请柬。希特勒还谈到在长时间旅途中上厕所的麻烦。有一次他借绍布提到的话题大谈魏玛、大象饭店：“……那里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间，里面虽然有自来水，但却不能洗澡。厕所在楼道走廊的尽头，所以每次大小便后总要先走一段难以忍受的路程，因为他一离开房间，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传遍全楼，在他离开厕所时，楼道两旁已站满了人，他不得不举起胳臂并面带尴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夹道鞭笞一样走完回到房间的路程。”
　　他谈到在汽车旅行途中为消磨时间所玩的游戏。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戏。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只有在人们玩输了之后才能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具体玩法是，将虚构的事情形象地讲述给别人听，直到听众不由自主地问：“是么，那是谁？”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这样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编造的，提问题的人陷入了设置的圈套。另外还有就是“海狸游戏”。他们给长络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谁在旅途中先发现了这样一位“海狸”，谁就算赢了。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他还经常谈到*在过去由于他签署的汇票期满而面临的财*拮据和在山穷水尽时刻终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况，他总爱谈起下面这个例子：“我曾为*签署过一张4万马克的汇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项却总得不到，*的金库空了，汇票期满的日子迫近，而且我又毫无希望筹集这笔款子。我已经考虑自杀，因为我走投无路。在汇票期满的4天前我向枢密顾问布鲁克曼女士讲了我面临的糟糕处境，她马上把此事接了过去，给枢密顾问基尔多夫挂了电话，并且让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向基尔多夫谈了我的计划，当即赢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这样我才得以及时把汇票兑现出来。”
　　希特勒还谈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为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亲自打字和赫斯帮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并且把阅读材料的范围限制在历史、哲学和传记方面。在那里，他还着手制定了筑路计划和生产一种对民众适宜的轿车计划。这种轿车内有4个座位，价值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壳虫”。像设计大众牌轿车一样，年希特勒就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曾为此进行过设计。建造德国阿尔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这条路建成后，山区的美景将会被发掘出来。建造从林道至贝希特斯加登这条弯弯曲曲的阿尔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项规划。
　　总之，谈话的题目无所不包，诸如建筑设计、绘画、雕刻、戏剧、电影、艺术等等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谈话素材。谈话一旦出现停顿，空气便显得沉闷起来，这时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个话题，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纽伦堡*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野心的、％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年战争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年*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年3月仅泽纳粹*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他告诉我，1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年和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第四章随希特勒旅行
　　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年、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隼，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第五章希特勒的生日?
　　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徽或“元首万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医院去。珍贵的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成精神负担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第六章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第七章年进军法国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的地道里，但我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有关圣诞节前夕的情况以及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除夕的情况我已告诉过你。
　　与细布、达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过的六天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大使馆和汉内色将军参谋班子接连不断地发来邀请，搞得我们几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要是每次在应付完这些活动之后接着休息一天，那该多好啊……
　　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了。目前达拉诺夫斯基正在休假，这里只剩下了我和沃尔夫。鉴于我们又得坐到坑道里，日复一日的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已不再适用。”
　　我在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第八章—年进军俄国
　　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架，运油车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治保安部的*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记录以《—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存在进行抨击，说明他们狂妄、愚蠢。
　　对说闲话的人我闭口不谈此事，这种态度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事隔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首长问军事副官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已为两位女士准备了帐篷，想必当时这些先生们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副官回答：‘没准备！’对此，元首愤怒地命令他必须创造条件安排我们住宿。副官说：‘是，我们原以为您在这个营地只短暂逗留几天，她们没必要了。’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是企图排挤我们的托词而已。首长根本不想让别人干预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备一辆大汽车供我们睡觉和工作。
　　过去，当我还参加狂饮的宴会时，我曾抱有幻想，认为人们坐到一起来是一种友谊的象征。现在我才认识到，在那种场合所谈的话并不能表达友情，而是在撒该死的酒疯。
　　这样的聚会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能促进友谊。过了几天，人们相遇时，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讳莫如深的生疏感。还是罢手为好。为什么非要上一次当不可呢？人还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赢得友谊，得出这一认识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他们喜欢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总想抛头露面，并不认为这种作法在聪明人看来有多么可笑。在首长与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这些人最可笑不过了。摄影师一拿起相机，他们就像飞蛾见了光，闪电般地簇拥在首长周围，其目的只不过是抢个镜头而已。这种病态的求名欲望简直令人恶心。瞧，我又发了一大堆牢骚。但你将会理解，这个空虚的社会是何等的令我厌恶，我有必要时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变得相当单调。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九个星期，听说我们还将呆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确漫长而无聊：工作寥寥无几，有时整天无事干，呆在一起的总是这一帮人，谈的也总是这么一些话。对这种无所事事我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我最近正试图向首长说明，实际上一位女秘书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干过来的。但他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战时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愿望——医院，要么在兵工厂——暂时根本无法实现。无奈，我只好继续呆下去。
　　几天前，我们看了英国的每周新闻片，该片来自美国，描写了伦敦的整个街道遭到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议会等等都被摧毁。画面上，整个市区都在烈火中燃烧着，一座座仓库变成了火海。解说员讲道，英国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认为柏林的情景也同样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国人知道他们给柏林造成的损失与伦敦的损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肯定会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国军官供认，他们的*府做事不负责任。英国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在我们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与英国打仗只能导致我们双方城市的相互毁灭。罗斯福幸灾乐祸并期待着继承英国的遗产。对于英国人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咖啡、茶、可可）我们可以到南美去换。本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愿上帝使英国人不久将恢复理智……”
　　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道：
　　“……我们到加里钦去了几天，回来后才见到你的信……我们在这个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开始我们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来人们又说10月中旬，现在已有风声说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们不会离开。现在这里已明显感到秋天的凉气，假如我们首长心血来潮，要在这里过冬。那我们就得挨冻了。在掩蔽所中长期生活无疑对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无益的。首长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年冬和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们的进攻进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国内情绪将会再次高涨起来。今后10天是大获全胜的时刻。首长的原则是，在真正赢得大战的胜利之前，一不要发布特别消息，因为过急发布消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他常常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安抚家乡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敌人抓到任何线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挤满了，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这也是首长的观点），人们目前无所作为，只能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两周来，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声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听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特别是瓦格纳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劳斯的《秘密的请求》终曲和声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买唱片就必须记住这个名字）的歌喉。从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吐字非常清楚。这些曲子很美，人们完全被带进了爱和温暖的气氛之中，看来对首长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两位姑娘说：‘孩子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抓紧啊！’我当时真该问他一下，我们长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时代。是啊，理论与实际……”
　　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讲道：
　　“……给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投出就接到了你亲切的来信，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马上又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但这封信我要压几天再寄出，因为我在信中发泄的东西肯定会使你产生一种压抑感，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这些事告诉你，待到3月份休假时再说。我已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好，从现在起我们实行定期轮流休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时间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今天，达拉诺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这里的节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圣诞节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他的工作量因此大为增加，现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时吃饭了。
　　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尽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提心吊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的发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的风令人难受。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在松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闲散地呆着。尽管首长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乐了。晚上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然而他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他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斗争年代、人类历史、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等等。就大多数话题而言，他所要讲的我们都早已知道。这样，晚上则成了我们的累赘。世界上和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件喝茶时是不能谈论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事情都不能谈。
　　这样一来，谈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决不会使人难堪的话题，如布隆迪如何顽皮、听话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现在“狼穴”里的雄猫如何冒险的故事。本来希特勒不爱猫，据说是因为猫追鸟的缘故。但对“彼得”，他已逐步习惯了。不仅如此，假如这只雄猫跑到我们的怀里，他甚至还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这样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谁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会生气的。谁要是用肉来引诱它，他会马上怀疑这个人的用心，他是严格禁止用肉来引诱布隆迪的。他认为，谁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欢，布隆迪只能忠诚于他一个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带着布隆迪环绕着他的掩蔽所散步。他为有这只由专人（塔诺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训练、动作灵活的狗。他可以表演节目，如走平衡木、跳跃两米高的墙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欢小狗。他常常把爱娃·布劳恩的两只苏格兰猛“内古斯”和“施塔西”称作“木刷子”，爱娃·布劳恩则回击道：“布隆迪是一头小牛。”
　　我那时曾写信告诉我的女友，“我们养了一只雄猫，这使我们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们身边，它玩耍起来的优美风姿不止一次地使我们从谈话中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每当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将疼痛的双手伸到它那柔软的毛里，此时我倍感舒服。我们还养了一只苏格兰猛，但它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过于倔强执拗（另外，首长说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远不会同它合影）。有那只猫在场，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样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它不在场。也常起到活跃谈话气氛的作用……”
　　有些谈话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时在喝晚茶时，希特勒谈到日本人时说：“人们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干，因而对德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实特洛甫到元首那里汇报情况。他本想通过电台和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将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内小小的办公室里，希特勒面对里宾特洛甫站着，回绝说：“里实特洛甫，我不同意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
　　希特勒经常谈起与他共过事的人。有一次在谈到施佩尔时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个人关系最好，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样，他是一位设计师，既聪明又谦虚，不像军人那么刻板。没想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是那样驾轻就熟。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始终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尔提出一个设想，交给他一项任务，他先考虑片刻，而后说：‘是，元首，我认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这么办’，然后摆出他的论据，可谓头头是道。”
　　施佩尔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希特勒说的“一切责任我来承担”的话是那样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希特勒这句话在他所有的追随者中激发了一种“责任感”，进而变成了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样。只要希特勒活着，施佩尔就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随着希特勒的死，他对施佩尔产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时还谈到霍夫曼：“霍夫曼过去曾是个棒小伙子”，他说，“那时他敏捷，灵活，身上背着那个复杂的旧相机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照出好照片，他还钻到黑布下面使用沉重的相机，这是要冒一定危险的。”
　　霍夫曼也爱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喝了过量的酒被希特勒发现了，希特勒对他说：“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个烂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气下面点上一根火柴，你就会爆炸，不久在你的脉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红酒。”过去，当着希特勒的面霍夫曼是不这样干的。而现在霍夫曼居然敢这样干，使希特勒感到震惊。最后希特勒命令绍布和阿尔贝特·鲍曼：“请你们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这里来时头脑要清醒。我请他来是与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称霍夫曼为“最灵活的人”，这可大大地触怒了希特勒，这事我后来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纪壁画的收藏家，同时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画。每当他到埃伯斯贝格大街希特勒的别墅去拜访他时，从不忘记向他提及水彩画的事。对此霍夫曼非常自豪。我还记得，希特勒在许多谈话中都曾告诫霍夫曼不要出那么高的价钱购买他的水彩画，因为他——希特勒——当时画一幅画也只能得到20—30马克。霍夫曼教授的收藏品后来是怎样处理的，我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我想，这些收藏品的命运与战后我从贝格霍夫内抢救出来的那批壁画和艺术品所遭受的命运别无两样。
　　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贝格霍夫曾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的记录我曾见到过，从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对他过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
　　记录副本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画，这是元首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维也纳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这幅画不是你买来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别人送给我的，也就是说人们告诉我，这幅画是送的，不要付钱。”
　　元首：“这些东西今天也值不了或者德国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钱来买它，就是发疯。我本不想当一名画家，画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糊口和学习。这样一幅画当时连12马克都不曾卖到过。我作画的数量是以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为限。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80马克。午、晚两餐一马克就够。那时我都是通宵学习。我所制作出来的建筑设计图是我宝贵的财产，是我的精神财富，我卖掉了我的画，但从未出卖过我的设计图。必须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年4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头牛，制做1—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年冬至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来到首长处。我知道，他的情绪也不好，因为前线正吃紧。但是首长还是提起了吸烟有害这个常提及的话题。希特勒反复讲吸烟有害，会使毛细血管萎缩。吸烟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烟者目中无人，迫使别人呼吸污浊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国彻底禁烟。要通过在烟盒上印骷髅头来发起禁烟运动。“我要是发现爱娃偷偷地吸烟，”他经常强调说，“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远与她分开。”当爱娃的妹妹格雷特尔答应她不再吸烟的时候，他便送给她一枚珍贵的蓝宝石戒指。
　　当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希特勒说，由于对烟叶制品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所以那些本来不吸烟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烟者。不应该发给他们香烟，而发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赞同，唯独刚刚去过俱乐部、略带醉意的我毫无顾忌地插话说：“啊，我的元首，还是让这帮可怜的年轻人（我不敢肯定当时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这个词）分享这种乐趣吧，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对我愚蠢的插话未予置理，接着说，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损人的身体健康，精神上也会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我例举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的例子严厉驳斥说：“我的元首，不能这么说，霍夫曼整天吸烟喝酒，然而他却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对此希特勒显然是生气了。他虽然没讲什么，但却很快站起身来，带着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离开了大家，我这时才感到我闯了祸。
　　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容格向我们（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希特勒让阿伯特·鲍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为此你无需道歉。”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答说，“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到我的包厢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找到我对我说：“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这下我彻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医院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为*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她答应了。就这样，这位个子高高、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于年来到希特勒身边，当了营养师。希特勒根欣赏她，炫耀地说：“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厨师。”
　　年，曼加莉的营养灶起初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进餐。年5月撤离总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过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有关她的音讯。有人说，她服了希特勒发的氰化钾毒剂自杀了。
　　在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结束了疗养生活之后，我于年7月又开始了在“狼穴”大本营里的工作，这时，掩蔽所已加固完毕，顶上种了草和树，以免被飞机发现。我归来后，希特勒对我热情如故。因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所以问我愿意在军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饭，当我说要单独吃饭时，他便邀请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年7月19日，吃午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对我来说，现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则我的事业就完了。”
　　那时，形势讨论会都在宾馆（临时木板房）的休息室举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如同沼泽一般的草地里，飞舞着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帐。7月20日，人们正在吃午饭，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由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区，有时人们不小心踏上去会引起爆炸，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爆炸声。然而此次的响声却不同与往常。人们惊慌地呼喊医生：“炸弹爆炸了，好像是在宾馆发生的！”突然，各处都被封锁起来。我当时还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长共同进餐了。”接着有人喊：“首长安然无恙，但临时木板房给炸毁了！”
　　出乎我的预料，下午3点左右我被召到首长那里。当我走进希特勒的房间，他便略显吃力地站起身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讲述了这次行刺的经过：“沉重的桌子脚挡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速记员被炸掉了两条腿，对我来说，真是万幸！假如爆炸发生掩蔽所，而不是在临时木板房，那我们性命就都交代了。难道我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吗？你不记得昨天我还向你讲过这一点吗？”
　　然后希特勒还问我是否已看过会议室，那里变成了一堆难以想象的废墟。我说没看到，因为那里已被封锁了。他说，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说着便吩咐仆人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认为，没有德国参加，西方国家照样可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那他们就错。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欧洲将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我所关心的是，别再妨碍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是唯一能够制止这种危险的人。”
　　我们在柯尼希贝格定做了一辆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辆，在大本营的茶馆里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时近午夜，我们同希特勒一起进入茶馆。坐在那里的还有经历了行刺并负有轻伤的军官们，如头部裹着绑带的约德尔和两只手上打了绑带的凯特尔。年7月21日午夜过后，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目的是告诉人民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他感谢上帝使德国人民免遭了一场巨大的不幸。
　　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尽管他卧床休息，但仍不见好转。莫雷尔大夫的诊断是：胆囊排泄管神经性痉挛，导致胆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数日，直到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们曾进行过认真、艰难的谈话。“我们已经清除了来自左边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希特勒说，“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克服右的倾向。这种疏忽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随我，给我当秘书。”
　　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线的败局。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年12月中旬至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第九章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在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一马里耶·洛雷。让一马里耶·洛雷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舅说服了。
　　自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这个青年还写到：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团里希·霍夫曼对他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是一种表面关系。
　　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坚信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没发生过任何两性关系。她悄悄跟踪他，他有时带她出去。当希特勒为了选举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时，她曾狡诈地企图自杀。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为作为*治家希特勒再也承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第二次自杀事件。我再重复一遍，他所爱的唯一女人是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如果她不死，他肯定会与她结婚。
　　希特勒同爱娃·布劳恩保持那样的关系是基于如下考虑的。他进一步把爱娃·布劳恩纳入他的生活轨道，不仅防止了她再次自杀的危险，同时她的存在也为希特勒防止别的女人纠缠树起的一块挡箭牌。
　　爱娃·布劳恩曾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希特勒同她没发生过两性关系。妇科医生朔尔特大夫的夫人内利·朔尔特向20年代曾与希特勒要好的阿达·克莱因女士也透露过这些事。希特勒与阿达·克莱因也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也是如此。第十章阿达·克莱因
　　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召开的纳粹*重建大会上首次认识了阿达·克莱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类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显眼，她像大家一样倾听着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一眼望见了她，并在发表完讲话之后向埃米尔·莫里斯询问她的情况，可是莫里斯对她也不了解。
　　阿达·克莱因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为马克斯·阿曼办好《人民观察家报》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一天她刚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报社的门，就碰上了正要进入报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兴地说：“哎，你在这儿！”自那以后，他们在开完大会后常常见面。有一次她曾单独与希特勒呆在上萨尔茨堡的瓦亨费尔德古老的房子里，希特勒亲自为她煮咖啡，他发现绍布把饼干吃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次，希特勒邀请她到埃米尔·莫里斯住处作客，莫里斯住着两间房，在他们到来之前莫里斯就离开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间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阿达发现里边摆了一张床。据她告诉我，她与希特勒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他对她说：“……我不能结婚。”他还说：“你搞得我神魂颠倒，好像喝了掺进度数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样，”“你教会了我接吻！”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好了两年（至年）。希特勒称呼她为“戴莉”！并且曾给她写过几封短信。这些信至今她还保存着。
　　年，当她的一个外甥女（埃普家两个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员，有时也被希特勒请到摄*王广场他的住所去）告诉希特勒阿达将要与舒尔策大夫结婚时，希特勒说：“舒尔策大夫将赢得一位好伙伴！”舒尔策大夫后来当了教授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内*部卫生局的局长。
　　年我在卡洛林广场一侧的体操训练班里见到了阿达·克莱因，她当时在埃尔报社工作，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褐色大厦”里也有许多职员参加。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相会。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我告诉她，年复活节时，我认识了让—马里耶·洛雷，他希望我证实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国女人生的儿子。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不可能认出他是希特勒的儿子。只是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希特勒相似，但是这往往也会弄错的。第十一章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1／4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1／4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和*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第十二章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年夏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年在全国*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第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他们结了婚。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第十三章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横交错。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且在伤员被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医院外科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第十四章贝格霍夫
　　年希特勒在改建（实际是扩建）瓦亨费尔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贝希特斯加登至上萨尔茨堡的陡峭的道路。过去冬天结冰以后，汽车走在上面十分危险。希特勒打算在路面之下铺设供暖设施。
　　在改建过程中，这座小小的瓦亨费尔德之家并没有被触及，根据希特勒的愿望，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希特勒与来自位于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设计师德加诺制定出设计方案之后。年3月便开始了“贝格霍夫”的建设工程。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农民间”里只打通了一堵墙，修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门，穿过这个门可直接进入连接在一起的新楼大厅。二层的门通向希特勒的房间和爱娃·布劳恩的房间，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房间。瓦亨费尔德之家阁楼里有两个房间是供我们使用的（秘书室）。小房间是浅蓝色的，大房间是红色的并有一个阳台。
　　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宽敞的半圆形门上挂着沉重的深红色门帘，打开门帘是通向大厅的几级木制台阶。大厅内的陈设明显带有特罗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征。她是希特勒非常赏识的特罗斯特教授的夫人。正当希特勒布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到慕尼黑联合工厂，参观由建筑师特罗斯特设计的家具。希特勒马上看中了这种风格素雅的家具。特罗斯特借此机会还让他看了由他设计、但未得到审查委员会通过的重建被烧毁的慕尼黑玻璃宫的设计方案。希特勒很欣赏这些方案，后来让人根据这些方案建造了“德意志艺术之家”。特罗斯特还设计了“褐色大厦”和“元首大厦”。希特勒授予他教授头衔，在他去世以后，这一头衔转授给了他的夫人。
　　特罗斯特夫人是室内装饰建筑师，并且部分地继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据希特勒的吩咐，她设计了织花壁毯、室内摆设，还设计了任命戈林为帝国元帅的证书和元帅权杖。特罗斯特教授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带领希特勒参观过将在德国艺术之家展出的图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识渊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热情的女子。
　　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年由菲克教授设计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策的赞扬者。早在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策的书。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年来访过的英国*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年、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第十五章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年2月24日向纳粹*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第十六章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我发现有一个鞋箱装满了给格莉·劳巴尔的信，对此我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从精心捆好的由许多男人手写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这封信却非常有价值，它清楚地描写了格莉·劳巴尔的处境。另外我还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画的建筑设计草囹，背着绍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火堆旁边靠平台墙壁的地方有一片积雪，在那儿正在缓慢地燃烧着一本DINA4规格的、精装本的备忘录，看上去它像一本过去人们用来记流水帐的旧式帐簿。备忘录上贴了标签，标签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见：“大德意志帝国的设想和建立”，可惜我没有把它捡起来。
　　阿尔贝特·鲍曼和在飞机轰炸时分娩的夫人住进了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绍布也住在那里。两位先生时而来贝格霍夫，只是为了组织食品和酒的货源，绍布还带着他的女朋友希尔德·马尔策尔维斯基来，她是一位来自柏林这个“大城市”的舞蹈演员。
　　4月29日星期天，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将不离开柏林。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尔贝特。鲍曼还对元首护卫队的人说：“不要丧失勇气，还有希望。”我自问，还有什么希望。
　　年5月1日，当电台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现了简直不可描述的变化。上萨尔茨堡陷人一片混乱。农庄被贝希特斯加登人抢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开。从施佩尔的住所和曾当作国宾馆的贝希施泰因别墅里，当地人不仅把小件东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发店被抢劫一空。
　　在地下避弹室我们住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估计她们都是正在搬运集装箱的刑警们的女朋友。这些平时禁顺的刑警和不久前刚刚分配到元首护卫队的*卫军成员以及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委时间举止突然都变了样。
　　贝格霍夫厨房里的瓦砾已被清理出来。管家米特尔·施特拉塞尔带着满满一卡车东西已经离开了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随他去了。几天来她一直在整理行装，别人根本见不到她。厨师布吕特根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任性起来。对那些指使她干事的人突然表现出一反常态。
　　倍受爱娃·布劳恩宠爱的苏格兰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为它一见到长统靴就又啃又咬。现在它也悄悄地离开废墟溜走了。过去大家都那么喜欢狗，可现在再也没人理睬这条被娇惯的狗了。这就是目前发生的变化。一种孤独和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知如何是好。
　　在贝希特斯加登后湖边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为副官团和柏林元首住所里的职员和家属安排好了住处，并为他们准备好了食品。阿尔贝特·鲍曼在这所公寓里也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订好了房间。阿尔贝特·鲍曼开始时催我先搬过去，但我想等到约翰娜·沃尔夫回来后再搬。可是当美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时，他又说；“……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好。大家各显其能，想法解决各自的住处问题更好些。”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既没有交通工具，又由于长期呆在希特勒身边与世隔绝不认识任何人。就这样，我仍然在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弹室里继续住了下来。
　　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想把贝格霍夫的家具带走。所以我就与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的阿尔贝特·鲍曼取得了联系，以便征求他的意见。借此机会我还向他汇报了刑警队想炸毁地下避弹室内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画集的房间。卵形手榴弹已在地下避弹室门口的箱子里备好。我认为，毁坏这些壁画简直是在发疯。阿尔贝特·鲍曼赞成我的想法，并且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画。
　　没等贯彻鲍曼的意见，刑警们就把地下避弹室内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破坏了。我曾当场阻止他们不要毁坏爱娃·布劳恩房间里的那件珍贵的瓷器。瓷器上画有一株长有四片叶子的三心花瓣，边上还有爱娃的缩写签名。它是由卡尔·勃兰特教授设计，索菲·施托克绘制的。当我对刑警们的做法表示震惊时，他们对我说：“……凡是有可能表明爱娃·布劳恩存在的东西，都要统统毁掉！”爱娃·布劳恩留在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连衣裙、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拿到平台上烧掉了。连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的像册也都毁掉了。这些警官们甚至对爱娃·布劳恩签过名的图书也不放过，也要把签名的这一页撕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是癫疯之举，然而这显然是绍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们干的。本来，那些珍贵的银器也要统统打烂，但是人们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年5月5日，这些东西连同地毯、织花壁毯和壁画一起被装在*卫军的一辆卡车上运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日晚上，费格莱因的副官汉内斯·戈勒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他讲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来一辆卡车把壁画等物品运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弹室爱娃的房间里把珍贵的壁画、一切带有艺术性的贵重物品、爱娃的白银、银项链等物品都集中起来并且吩咐刑警队的人装上了卡车。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画，如博尔多内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毁这些壁画难以从冰雪覆盖的南山坡上运下来。*卫军的人毫不隐讳其不满情绪，此时再也没有纪律可言了。
　　之后，卡车把这些壁画拉到了萨尔茨堡郊区的阿尔特奥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过奥地利盐场场长，后来被指定负责抢救艺术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后在与宇里埃特·冯·希拉赫聊天时提到：“在美国人到达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年以来存放在阿尔特奥塞的不可估量的艺术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将放在未来的林茨博物馆里的，这部分主要是19世纪德国画家作的壁画，也有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画家的名画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艺美术品等等。
　　希特勒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文化的摇篮。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学这些概念都源于那里。他常常满意地表示，他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之行使他得以欣赏那些以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欢意大利的现代画。他认为，这种面过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现派艺术。他认为，这种蜕化了的艺术（希特勒语）是犹太人的作品。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毫无意义的拙劣画，为的是多卖钱，然而他们自己却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画。
　　德国现代画家中得到他承认的为数不多。但是他经常买画，尽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艺术家们的创作。他说：“我们的现代艺术家都缺乏过去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细致和耐心。”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与基督教迷信联系过于密切。
　　艺术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对14世纪以前的艺术不感兴趣。他把购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艺术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过艺术商购置的所有壁画都是照章付款的，资金来自由邮电部长奥内佐格发起成立的所谓“邮票基金”。每发行一种带希特勒头像的邮票，都要付给希特勒钱。为庆祝全国*代会召开、艺术展览会开幕、奥地利和苏台德与德国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发行的带希特勒头像的特殊邮票尤其畅销。购买壁画的流水帐由绍布管着，登记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关于建立画廊的计划是庞大的。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小画廊。最好的画廊将建在林茨。希特勒对林茨怀有极大的兴趣。希特勒还计划在这个城市里建一个大型博物馆，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展厅，而且画与画之间的距离不要像卢浮宫里那样挂得那么密，用他的话说：“不要一个影响一个”，而要与源于同一个世纪的家具一起产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馆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时最爱谈及的话题之一。
　　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他和*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
　　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姐自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建城市的问题吗？
　　施罗德：谈过。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施罗德：这项工作是由菲克教授开始的，本应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尔接了过去，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任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罗德：不是。另外，吃午饭时还谈及过医学问题。莫雷尔教授当时正从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对此也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希特勒还研究营养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第十七章我被监禁
　　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摄*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为止。
　　马德莱娜详细地向我讲起过他与莱伊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简直是令人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莱伊的整个房子里挂的和摆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还要求马德莱娜的梳妆打扮和行动举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样。他起初不想与她结婚，在她为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他才准备结婚。
　　赫尔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鲁费尔出版社年出版的《另外一个希特勒》的书中第页上写道，希特勒曾向他讲过莱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访一次，以便见识一下。由于吉斯勒回来后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没过多久，希特勒便亲到莱伊博士家拜访。在一次喝晚茶时他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相反，他对莱伊用牺牲一位年轻女子来迷恋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样做是无聊的。希特勒说：“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就不再踏进莱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莱伊夫人在世时，希特勒是莱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认为英加女士长得很漂亮，是莱伊的一位好内助，并且相信，是她改变了莱伊抽烟喝酒的习惯。希特勒之所以特别愿和莱伊夫妇在一起是因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艺术家们。英加出身艺术世家，她学习声乐。她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测，至今也未澄清。
　　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英加·莱伊强烈地爱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倾心于她，她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莱伊博士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爱她爱得很深，这一点我可以作证。那是在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当莱伊引导我入席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夫人，她身披华丽的银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只要莱伊博士一激动，说话就开始结巴。他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她才得以自年以来一直在摄*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年自杀的事情。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无限宠爱她并带她到各处去。她是希特勒带着去看戏的唯一女人。年初艺术节期间，我在摄*剧院曾亲眼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格莉围着白抓，显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点是楼梯间。在那里喝茶时，他常常提起格莉，对他来说，谈论格莉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从希特勒的言谈话语中可明显感到，他曾想让格莉养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习惯。有一次，在他谈论完格莉之后说：“我想娶的只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明确，我也能够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那样嫉妒地留意他所爱的姑娘的一举一动。
　　当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爱情为由，强行将两个年轻人分开。这并非传说，我在贝格霍夫从绍布焚烧的信件中曾抢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证明此事，信中讲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亲施加影响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你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种讹诈做出回击，只有在你成年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尽管他知道，我们俩犹如天生的一对，但他还是为我们的共同幸福设置了障碍。你母亲强行逼迫我们分离一年，这会使我们俩的心更加连在一起。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使我觉得很难拒绝你母亲的这种要求。你舅舅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他对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终不应属于任何人，而应属于他。”信中另外一处写道：“你舅舅始终把你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并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说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么个聪明人，竟然在我们的爱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固执。他希望在这一年中能改变你的主意，然而他对你简直是太不了解了。”
　　这位年轻人的这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奥格斯堡俘虏营里被阿尔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没还给我。
　　温特尔女士坚信，格莉曾梦想过与他舅舅结婚，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那样宠爱她。据说战后在美国档案中曾发现过格莉购买奇装界服的发票。否则她肯定不会对希特勒那么俯首贴耳，并且亲眼目睹着希特勒把其身边的崇拜者一个个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恋爱，已不是第—次了。过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恋爱，情形与此完全一样。他是在散步的时候望见她的，当时他没敢接近她，而是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为妻。
　　据温特尔女士讲，格莉自杀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希特勒请当时到只希特斯加登看望母亲的格莉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刚刚抵达，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说好回来一起吃午饭。可是当他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并且说他必须得马上去纽伦堡。格莉很失望，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她仍然留在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维也纳去验验歌喉，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坚决拒绝她这样做。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偏偏在这个时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无意中发现了爱娃·布劳恩写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上次与他见面时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写到：感谢“与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并希望不久再见”。
　　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对温特尔女士说，她要去看电影。实际上她却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当第二天早上温特尔女士给她送早餐敲门时，她怎么也不开门。当温特尔女士发现门是反锁着时，便慌了神，她马上告诉她丈夫把门打开。这才发现格莉在沙发床上持枪自杀了。
　　温特尔女士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和其它许多事情。她还告诉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摄*王广场的住所去，任意编造一个重要的理由，以便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希特勒。一旦把这些女人引见给希特勒，她们就设法勾引他。有一个女人解开上衣的纽扣，两个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她想为他生个孩子。从此以后，温特尔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见给希特勒。
　　在从奥格斯堡俘虏营把我转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虏营的头头那里。在一个大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贵重物品，有宝石和金条，如同在首饰店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来的。我被带到另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放着从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在请示了柯尔贝特·鲍曼后从贝格霍夫拿出来的，这样就避免了这些壁画后来遭到破坏。还有那个装有希特勒的设计草图的亚麻布信封也是在绍布焚毁之前抢救出来的。我被两次带去看这些壁画，他们问我壁画是属于谁的，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时，所有的画都在，第二次再看时。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将每幅画的作者、主题和尺寸开列了一个清单，就此我得到了一个收据。
　　后来，他们又将装有希特勒的建筑设计草图的信封还给了我，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父亲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被问道。“建筑师，”我回答说。过后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这些话说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脱口而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事情办得竟是那么简单！
　　几天以后，我的两个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过生日的时候希特勒送给我的自来水金笔盒和带有希特勒签名的铅笔、一个贵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鉴定书，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给他的一位将军的礼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亚地图，七年战争中的所有战役都在上面标了出来。还有贵重的手工艺品、长靴、希特勒的一条法兰绒裤子等等都不见了。申诉也没有用。他们谎称，这些东西都被匈牙利战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谈到过后来改名为阿尔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转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帮我把装有壁画的那个箱子从俘虏营里运出来并为我保存。当时我拒绝了，但是却愚蠢地将装有希特勒设计图的信封交给了他。今天我还认为我那样做是愚蠢的，因为在后来持续到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了下来。
　　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0至人。俘虏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长、纳粹*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不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内的空气不好，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起来到外边的阳台上散步。这是唯一有可能独自流泪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都不行。就这样，我在这里熬过了艰难的半年。
　　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辆用帆布罩着的卡车被转移到路德维希斯堡。我们坐在紧靠着卡车两侧挡板安放的没有扶手的板凳上，两排板凳中间坐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年轻的美国哨兵。他不断地讲这讲那，以消磨时间。他很担心我们当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对几位年纪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现下述情况：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来，尿便顺着卡车板流了下去。后来我们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休息时他死死盯住我们，尽管大家谁都没有离开他，他总是无休止地讲着。
　　到达路德维希斯堡的一个兵营之后，我们被安排在D栋第6O号房间。在这里，取了我们的指纹。照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编号。在我们穿的军灰色破旧制服裤子背面都印着一个“囚”字。我们住的地方经常更换，但我一直没搞清，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说为了防止我们结伙吗？我们睡的是木板床，上面连草垫子都没有。
　　我同鲁道夫·赫斯的两个女秘书英格·施佩尔和希尔德加德·法特、纳粹*纽伦堡区领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赖谢尔以及曾在纳粹妇女组织工作过的安妮·施塔克劳夫和克里斯特尔·路德维希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学英语、装订书本并且用罐头盒做成“临时餐具”。我们还做具有奇特风格的布娃娃，以感谢“外面”那些偶尔给我们寄包裹的人们。女人们很有想象力，她们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线织毛衣，她们用精袋子做成连衣裙，用马鞍做鞋子。
　　我们又一次搬家，这次与希姆莱的夫人和女儿住在一个房间。六张双层床只安排了九个人。我们把上下床分开，把下床作为“长椅”，把上床固定在墙上作为书架。
　　年10月初，我们来到了德国人管理的路德维希斯堡集中营。这里的饭食更坏，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汤就是玉米汤，而且汤里任何调料都没有，吃起来无滋无味。年10月30日，我在速写笔记中写道：“昨晚吃的是面包汤，饭后几小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简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于我体弱多病，年11月医院，后来我也经常住院接受治疗。当我做完阑尾炎手术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我看到希特勒过去的副官马克斯·温舍那张棕色的面孔正在望着我，他刚刚被英国人释放回来。在这里我还与希特勒的司机班长埃里希·肯普卡见过几次面。他乘坐的美国汽车出了车祸，医院住了数月。从他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后来柏林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着便开始了非纳粹化运动。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希尔德加德·布吕宁霍夫于年获释后找到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并提醒他们，还有几个同伴仍然被监禁在路德维希斯堡。年2月18日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函告她说：“本军事法院无意坚持监禁克里斯塔·施罗德，并将这个意思已告诉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
　　年2月13日第77号俘虏营的法庭给我下达了逮捕令，即所谓的“假处分”。把我列为一类或二类，也就是说，我可能被打发到劳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就当了他的女秘书”。
　　我刚刚在两天前向公诉人详细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因为我所碰到的人都认为，元首的女秘书有相当的权力，且能接触机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后，我立即到俘虏营找到公诉人并告诉他，逮捕令上列举的理由是不对的，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书。我问他是否收到并看过我写的书面报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问他，那为什么还下达逮捕令呢？他回答说，这是W庭长搞的。
　　年2月14日上午，我与克里斯蒂尔·希尔德勃兰特一起去找W，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路德维希斯堡法庭庭长W坐在一张桌子后边，上面摆着几份文件和一顶帽子。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荡，里面穿一件沿洗净的衬衫，戴着一条不象样的领带。克里斯她已被监禁2O个月了，他却说：“假如是我，在这种环境下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后他还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行公务，不得不签署逮捕令。说到这里我插话道：“噢，是这样？之所以现在这里关了这么多人，只是因为你履行了公务！”
　　他不想让我插话，嘴里开始嘟哝，眼睛斜看着我，停顿了一下说，尽管他签署了40个逮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情，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然后说到我的事，我问他是否看过我的书面汇报，他说没有。于是我递给他一个副本但他不理会，说他将让K先生将这份材料拿给他。当我再次请他务必看看这份材料并相应地改变逮捕令时，他火了，说他只能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诉人把责任推给了法庭庭长，而庭长又说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来我找谁都没用了。这个初级法院的所作所为与第三帝国时毫无两样，有些人违心做事，不但不受到惩罚，而且还继续于执法工作，这使我极为恼火。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对他作为一名德国法官签署此类文件的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许你放肆，赶快离开这里。不许你批评，”法官气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说：“我不是批评你，而只是想告诉你，你要负责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争取我的权利。”当我到他那里办理“物品托管证”时，他又火了起来说：“怎么你们又来了？”我们解释说是K先生让我们到这儿来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证明上签了字之后说：“但愿这就够了，你们看到了，我这里墨守成规个章都没有。”然后指指空荡荡的房间说：“一张桌子加一个凳子，这就是我这个庭长办公的地方。”
　　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诉书，书中把我列为主犯，年12月8日将在路德维希斯堡第77号俘虏营开庭审判我的问题。判决结果我被划为主犯并判我三年劳动改造，除了剩余的0马克之外，蓁全部财产充公，该条款有交期10年。
　　年12月10日《斯图加特日报》第98期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希特勒的女秘书认为自己无罪
　　她被列为主犯
　　一位能干的速写打字员的经历。
　　以庭长万纳为首的路德维希斯堡第77俘虏营法庭根据公诉人的审诉于年12月8日将希特勒副官团的女秘书、39岁的克里斯塔·施罗德列入主犯一类，此外判处她三年劳动改自年5月28日被监禁时算起。其财产除了剩余的帝国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条款有效期10年。
　　经历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审理过程的人无不感到失望。施罗德年为找工作来到慕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号广告之后便去应考，以优异的成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争得了一个工作岗位，当了速写打字员。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直到年为止她一直是该**员。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纳粹领导机关工作。据说后来由于在慕尼与一名犹太人合不来才调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过，最终在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团布吕克纳处落脚，为希特勒口授演讲和文章效劳。
　　对于所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方法和意图以及准备措施等等据说她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情况是希特勒直接与各个军事部门和各部的副官谈及的。根据元首一号命令，即使是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绝对不能与女职员或当着她们的面谈论*治和军事问题。当时属于希特勒圈子里的许多人为了为她开脱罪责在书面材料中都证实这一点。表面看来，这种材料似乎无关紧要，但由于它是出自于旁观者、非当事人之手，所以这些人道主义的材料还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质奖章的获得者，自然被当作一类犯人控告。孰不知这种奖章原本是希特勒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司机、飞行员和女秘书等设立的。
　　尽管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罪责，但是公诉人提议把她列入一类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庭长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这项提议的内容。
　　以上是《斯图加特日报》就对我的审判写出的报道。在附近另外一个俘虏营里关着一名原元首护卫队冲锋队的领袖，他对开脱我的罪责十分重要，然而却未让他出庭作证当我在法庭上发现他不在而提出指责时，我被告知“已请过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那位证人在等待传票。他的证词对我太事要了。公诉人称，即使当时我不参加形势讨论会，在会议之后，我也肯定会与参谋部的人碰到一起，“因为开会的时候，当着希特勒的面是不许违抗吸烟禁令的，所以与会者会后都来到前厅，你就等在那个地方！”如此等等！这时，我多么迫切需要发誓证明这不是事实的人啊！奇怪的是，我当时非常镇静，事后我竟然还去安慰为我出庭作证的女朋友。我继续被监禁在俘虏营里。年4月20日，传来巴登符腾堡*治释放部一项指令，称年12月8日的主判决予以取消，理由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将当事人作为主犯。因此法庭将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经过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有关此案证明材料的审查确认，“当事人不属于一类犯人……她作为速记打字员自始至终从事的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权限，对事变过程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为她作为速记员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对她采取惩罚时务必考虑到她已彻底地一无所有、长期被监禁这一事实，根据第二项修正法已对她进行了足够的惩罚……”
　　年5月12日，在经过了三年的监禁之后，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将我释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惩罚那么严重，至今我还没搞清。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