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法律》
作者：[美]D·布迪，C·莫里斯
译者：朱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新宇
《中华帝国的法律》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年出版，作为哈佛东亚法律研究丛书中的第一种，该书在西方的中国法研究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典范意义，正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琼斯教授所言：“当时对于研究中国法的学者而言，首先需要确认中国法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且介绍该制度的一般特征及其研究资料来源。这个阶段随着哈佛丛书的第一种,即年出版的德克·布迪和克拉伦斯莫里斯的《中华帝国的法律》而告一段落。”
该书由中国*法大学教授朱勇先生翻译，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已经多次重印。
汉学家与法学家的成功合作
《中华帝国的法律》是一本合著，两位作者皆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专业背景看，德克·布迪(年-年)是传统汉学家，克拉伦斯·莫里斯(年-年)是现代法学家。
布迪与中国渊源颇深，他在儿童时代曾在中国生活过三年，从此对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年至年，他作为第一个富布莱特学者，在北京见证了国共*权的交替。他是博雅之士，著述颇丰，有《古代中国的神话》《中国思想西传考》等一百余本(篇)论著。中国学界对布迪最为熟悉之处，应该是其乃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冯先生在另一本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曾专门致谢他重要的贡献。
莫里斯是侵权法和法理学的专家，他视野开阔，
“在18世纪的英国，‘从谋杀到轻微盗窃，法律规定可处以死刑的罪数达项以上’。与其相比，中国的唐、宋、元、明四代的法定死刑数都在项以下。”
例如，理性地评价中国古典诉讼制度：“覆审制度，尤其是有关死刑案件的秋审、朝审，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杰出成果。无疑该制度复杂、规定繁琐，也许过于仪式化，很可能浪费大量人力，但毕竟创制了一种有别于我们的‘正当程序’，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种学术比较对于置身中国法历史长河，“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同样富有启发意义，例如，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法具有理性主义特征而缺少宗教因素；中国人最初曾以敌意来看待法律，认为其是对道德的背叛等。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认识与深度反思中国的法律传统，从而摆脱“为赋新词强说愁”和“故乡月最明”这两种偏颇状态。
综合法内与法外，兼具比较之视野，结合思想和制度，使得本书具有充分的研讨空间。例如，关于中国法的范畴，其采取了广义的定义，赞成瞿同祖的看法即“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必须礼书、法典并观，才能明其渊源，明其精义”，在此基础上，对儒法的关系、法律儒家化等法律史的经典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富有理论价值的“法律自然化”的概念。
凡此种种，作为一本西方关于古典中国法的拓荒之作，其概念、命题、观点或者成熟，或者青涩，或者洞见，或者不妥，皆值得对话与商榷。直至今天，对于当代中国法学界和实务部门，仍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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