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8月墨西哥首先发生了债务危机，接着，债务危机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到年，由于越来越多的贷款被用来偿还现行利息，拉美的总债务额高达亿美元，从年到年，拉美向工业化国家转移了亿美元，几倍于马歇尔计划。
实际人均经济产值在整个80年代总共下降了几乎10%，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急剧下降，进入拉美地区的外国私人资本急剧减少。因此，拉美国家希望从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和美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贷款，国际权威机构——美国政府、私人银行，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拉美债务国施加了严格的条件。
只有这些政府推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才有资格减轻债务负担。这些改革几乎包括以下内容：向国外贸易和投资开放经济、减少政府干预、促进新的出口、采取措施降低通货膨胀。这种“新自由主义”理念要求在经济政策上实行“结构性调整”，实际上等于几乎彻底放弃长期以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其实，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非始于债务危机之后。年智利政变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作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智利率先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继智利之后，70年代后半期，阿根廷和乌拉圭也相继发生右翼军事政变，推翻左翼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其中，智利“芝加哥弟子”推行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年至年，智利经济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被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誉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提出关于解决拉美债务问题的“贝克计划”。
该计划主张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的债务国提供贷款支持，但要求债务国“必须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济，放宽外资进入条件，鼓励竞争，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企业积极性，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总之，债务国要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
没有别的选择，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智利和玻利维亚等小国最早推行，墨西哥在80年代后半期取得重要进展，阿根廷和秘鲁在90年代初也是如此。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在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但在科洛尔上台后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
重要标志是，年，巴西著名的多西河谷公司被以30亿美元出售。年，电信公司被以亿美元出售。可以说，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新由主义主导了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进程。
年年，当时任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威廉姆斯发表题为《华盛顿共识》的文章，针对拉美国家正在进行的结构改革，提出了十点政策建议：加强财经纪律，重新确定政府公共开支的重点，开展税制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实现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财产所有权。
不可否认，这十点“共识”的关键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进一步确立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由来。这些建议对拉美地区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涉及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私有化、劳工改革、养老金改革等广泛的领域。改革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实现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换，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改革的效果如何？近年来，学术界和国际机构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拉美经济改革的报告和著作。这些文献都对经济体制与结构变化做了充分肯定。通过改革，拉美国家恢复了因债务危机而失去的宏观经济稳定，除了巴西（巴西直到年才开始推行改革）外整个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从年的%下降到年的14%；整个地区的财政赤字也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拉美国家由内向发展模式转入了外向发展模式，朝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同时都承认拉美的改革未能有效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由于改革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来自国外的私人投资，主要是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从年的亿美元上升到年的亿美元。结果，拉美的平均增长率从-年的1.5%上升到90年代的3.5%，但仍低于改革前-年5.3%的增长率。
绝大部分新的私人投资属于有价证券投资，也就是说，购买股票或债券，而非直接投资，即投资于工厂企业。有价证券投资流动性很大，变化无常，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东道国流失。因此，当美联储在年初开始提高利率时，投资者预测到美国市场上投资的回报率将上升，由此导致了年流人拉美的资本下降了14%。
当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后，外国投资者逃离整个拉美地区的市场，造成了所谓“特基拉效应”，很明显，尽管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拉美经济依然在变化无常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下脆弱不堪。另外还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持续的贫困。根据国际标准，在90年代中期，拉美将近40%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其中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也就是说，达不到基本的温饱状态。
另一长期的问题是不平等。自从50年代可利用的统计资料出现以来，即显示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超过了非洲、南亚和中东，而且这种状况依然在日趋恶化。到90年代初，拉美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0%，而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不到4%。
年拉美的失业率高达8%,而不再是像80年代末期的5%和6%。拉美的收入分配仍属世界上最糟糕的状况，而1.4亿的贫困人口数量自90年代初的高峰状态一直保持至今未变。也就是说，直到90年代末期为止，新的外向发展模式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加重了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
这固然和80年代债务危机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直接相关，但与新自由主义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忽视和改革中的失误也有密切的关系。新自由主义把解决社会问题完全寄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加快，这和50-70年代拉美地区在收入分配上流行的思想没有本质区别，更何况从经济调整到结构改革的整个过程一直伴随着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大的私人资本手里集中。
新民众主义的兴起70年代后期，随着拉美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开展，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民众主义的复兴。这是因为，军人政府尽管视民众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份前是由于军人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为军人退出政坛后民众主义的复货创造了条件；一方面，60、70年代的经济增长刺激了成百万农村人口移居到城市。
这些移民希望在正规的经济部门找到工作。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工业是以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只能吸收很少部分新移民。其他人不得不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不仅收入低，而且得不到必要的保护，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服务。
因此，他们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但是与此同时，这些部门的劳动者难以像正规部门那样建立自己的工会、政党、社团等组织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他们成为新兴的民众主义运动的潜在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军政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在产生了大量可以动员的民众的同时，它的威权统治却削弱了可以疏导这些民众参与政治的中间组织。军人在统治期间，禁止或严格控制政党和利益集团的活动。
例如，在秘鲁、巴西和阿根廷，由于政党制度化程度一直较差，80年代后，显然难以吸收被军政权无意识地动员起来的民众。于是，在这些国家，政治上可资利用的民众的出现和中间组织的软弱为民众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机会。仍然健在的老一代民众主义者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结语
在巴西，年被军人推翻的古拉特总统的姻弟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在年当选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年政变的激烈反对者米盖尔·阿拉伊斯在年当选为伯南布哥州州长；前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在年当选为圣保罗市市长。新一代民众主义者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