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权力首次被民粹领袖掌握。图为当地时间年7月5日，美国蒙大拿州大瀑布城，总统特朗普出席“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视觉中国图
冷战结束25年之后，世界政治突然彻底失去了方向感。一度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已经无法再为全球时代确定基调。国际秩序的安全支柱被“”恐怖袭击冲击，经济支柱在年金融海啸中经受考验，现在轮到其政治基础出现动摇，由此而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可能没有前两次危机之后那样直观、尖锐，但更加深刻，更不容易克服。
与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危急时刻一样，美国在这场政治动荡中再次占据中心舞台。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执政，美国政府戏剧性地放弃了自由平等、开放多元旗手的角色，而转投民族主义和民粹政治的非理性阵营。世界政治辩论由此陷入混乱，美国政治体制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贯以成熟民主自居的美国政治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困扰美国的政治乱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逆流？美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和现实政治制度能否揭示未来变化的趋势？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决定美国政治的走向，也必然会影响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
一、风行一时的富豪民粹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超过一年，很多美国人至今还是以缺乏政治经验来解释他行事怪异、不守常规、随心所欲的表现，或者把他颠覆传统的政治倾向当作个人性格问题。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也许是出于各种原因拒绝承认），
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最高行政权力首次被民粹领袖掌握，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符合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民粹模式——富豪民粹
。
历史上的民粹领袖通常出自以下背景：推崇武力与纪律的军官，长期致力基层组织动员的社会活动家，擅长阐释反体制意识形态立场的边缘政客。尽管出身和职业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喜欢以清廉、刻苦、与底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形象示人，借此建立自己“人民代言人”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全球化时期以来，这一类传统民粹领袖仍然活跃在拉美地区，如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HugoChávez，—）、玻利维亚现任总统莫拉莱斯（EvoMorales）等。
但是在其他地区的政治舞台上，现在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民粹领袖——亿万富豪。他们富可敌国，缺乏从政经历，其政策主张往往与主流理性相悖，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基层民众支持并顺利掌权。在东亚，有泰国的他信兄妹相继执政；在非洲，拉马福萨（CyrilRamaphosa）作为新南非“蜜蜂富豪”的代表挟金权执政柄；在东欧，季莫申科（YuliaTymoshenko）和波罗申科（PeterPoroshenko）先后成为乌克兰领导人；在西欧，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前后四次出任意大利总理，至今还在该国政坛博弈中呼风唤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是这一波富豪民粹潮流最新、最惊人的斩获，也是其登峰造极之作。[蜜蜂富豪，指南非民主化改革之后，依靠“黑人经济赋权计划”（BlackEconomicEmpowerment）发财致富的黑人权贵。因该计划的英文缩写为“BEE”，故也被意译为“蜜蜂计划”。——作者注]
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很少有人相信富豪民粹现象能在美国政坛发威，而且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也相当充分。
首先，
民粹政治，包括其在全球时代的变种——富豪民粹，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成熟、多元社会基础不稳固的表现
。在泰国、南非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可以解释为现代政治发展初期阶段，大众尚未经历充分的参与和动员，也没有累积足够的参政经验，是在民主学习过程中交的学费。在中东欧国家中出现类似现象，可以说成是苏联阵营国家政治转轨过程中的阵痛，是抗拒心理与怀旧情绪交织而成的阶段性反弹。
即便是贝卢斯科尼崛起，也被视为意大利政治发展在欧美国家中相对滞后的结果，原因是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反共反苏和压制右翼法西斯势力的双重考虑，有意选择了多党并立、权力分散的议会民主体制，造成长期政治不稳定和庇护式腐败蔓延，有特定的历史偶然性。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则被认定是成熟民主的代表，美国更是开启民主实验最早、制度最均衡、实践经验最丰富的样板之一。到达成熟阶段之后，不会再犯初学者的错误。
其次，
美国政治过程中从来不乏商人从政的例子，但他们并未以反建制、反传统为号召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行政职位最高的富商应是在福特（GeraldFord，—）政府内出任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但他是标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以中立包容的政治立场著名，甚至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和后来担任总统的里根（RonaldReagan，1—）指责为自由派倾向严重。（福特于年8月以副总统身份接任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担任总统，至年1月卸任。——编注）
进入全球化时代，美国商人出身的政客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Romney）和担任纽约市市长长达10年的布隆伯格（MichaelBloomberg）。他们的个人财富与资产规模很可能在特朗普之上，政策主张偏重实用改良而非颠覆传统，执政风格讲求效率而非挑起争议。罗姆尼在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完成的医保改革可以说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稳健施政路线的范例。即便是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年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选总统，言辞犀利、政论大胆的罗斯佩罗（RossPerot），也只是在经贸和产业竞争问题上就事论事。他可能批评政治对手目光短浅、政策错误，但不会指责他们腐败卑劣、阴谋出卖美国人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
富豪与民粹之间的利益差异与立场矛盾似乎不言而喻
，根据美国人以往的历史经验，双方联手是不可想象的组合。在传统民粹的意象里，政治对垒的战线是在草根大众与既得利益精英阶层之间延展，而富商肯定是被划到精英一边的。他们被指责通过剥削民众获取经济利益，应该是民粹再分配政策重点打击的对象。即便既往不咎、不触及富豪已获得的利益，民粹运动要求的制度改造也意在重建公正合理的竞争秩序，约束精英阶层的行为。对民粹运动者来说，经济巨头依然是被管束的目标，属于“他们”，而非“我们”。纵使愿意自我牺牲、自我革命，也很难设想亿万富豪摇身变为草根代言人和民粹运动的领导者。
二、全球化弊端催生的奇异联盟
曾经的不可想象之事毕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现实，那么经验判断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富豪与民粹这对不可能的组合成为可能的呢？是特朗普并非富豪阶层的真正代表，还是支持他的并非真正的草根民粹阶层？抑或是某些外部环境因素促成了双方的联盟？
可以肯定地说，特朗普不仅属于富豪阶层，而且以坚持传统方式忠实维护其阶层利益著称。就资产规模而言，特朗普是如假包换的亿万富豪。就出身经历而言，他成长于百万富翁之家，从没有过像布隆伯格那样基层打拼的历练，而是直接从纽约这个最繁华最活跃的经济都会起步，在全美国然后是全球商圈参与财富游戏。就社会关怀而言，特朗普在年参选之前从未以草根立场发声，没有对社会阶层固化、工薪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表现出什么兴趣，甚至参与慈善活动都显得敷衍了事。大选获胜之后，他迅速组成了所谓亿万富翁团队，其内阁级官员的个人财富总和达到43亿美元，远超以往历届政府。其执政首年力推的两项重大立法，无论是医保改革还是减税法案，最大的获益者都是美国的极富人群。
反观与特朗普联手的民粹群体，则会发现若干可疑之处。其一，无论就大选中特朗普获得的选民票数衡量，还是就他上台一年多来的民调支持率分析，其支持者始终居于少数，并不具备真正的广泛代表性。其二，美国最低收入的两个群体在大选中多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在家庭年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人群中获得优势（参见表1）。也就是说，以收入水平划分，真正的草根阶层并未站在特朗普一边。
表年美国大选总统投票选民收入分组结果。来源：CNN年美国总统大选选后民调
其三，抛开党派认同等主观分类，在以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居住社区规模等客观标准分类的选民组中，特朗普支持率领先优势最大的三组依次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81%：16%）、大学学历以下白人（67%：28%）、45—65岁白人（62%：34%）。这三组人群的重合部分应该就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而他们共享的白人身份认同是无法忽视的动员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
美国的富豪民粹组合是坚决维护既得利益的特朗普式富豪与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中年白人群体的结合。前者空前自信自负，后者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与失落。双方力量与心态的反向变化来自一个共同的推动力量，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经济社会不平等
。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对抗的平息推动政治藩篱的消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自然边界的淡化，世界市场持续数百年的全球扩张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获益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严重恶化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结构，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要素持有者之间制造了规模空前的分配不均。简单地讲，其起因是各类经济要素在全球化时代跨边界流动的速度明显不同，资本要素流动速度最快，技术要素次之，资源要素再次之，劳动力要素则被远远抛在最后。结果造成全球化进程创造的巨额财富高度集中于资本要素所有者手中，而劳动力要素持有者获益最少，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获益甚至总体陷于停滞。依赖工薪的美国最低收入20%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在45年时间里竟然只有美元（参见表2）。
表2美国家庭收入分配差距（—年；收入数额按年价格水平调整）。来源：安格斯迪顿著，崔传钢译，《逃离不平等》，中信出版社，年版，第页
依靠迅速累积的庞大财富，资本持有者开始左右技术进步，控制资源分配，使经济全球化沿着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轨迹发展。如英国经济学者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Atkinson）分析指出，技术进步并非天赐的独立外生要素，“技术变革是由经济和社会体系决定的”。重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似乎决定于个人灵感，但它所依赖的科技基础是公共政策所塑造，选择研究方向、预判实用价值反映着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和消费者的共同决策。当资本力量日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它能够通过掌控决策过程来引导技术方向，使有利于资本的科技进步得到更多的研发机会，而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处境则更加不利。资源分配过程同样如此。
图1美国最高收入1%与低收入50%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年）。来源：ExecutiveSummary,WorldInequalityReport，p.8
从图1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与低收入50%人群的实力对比在全球化启动后出现反转，年极富者的收入占比决定性地超越低收入者，并继续飙升，而低收入占比则一路下滑。这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不均过程发展到金融危机前后，已经造成所谓“顶层收入尾部上翘”现象，在最富有的1%群体中，收入梯度进一步向超级富豪倾斜，顶层劳动收入获得者与顶层资本收入获得者的重合度迅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顶层0.%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富1%收入增长的三倍以上，而年美国最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低收入50%人群的财富。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运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富可敌国已经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或中等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美国也已经再次出现百年前的资产两极化趋势。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现特朗普式超级富豪强势介入政治的宣言：“我一个人就能搞定。”（Ialonecanfixit.）
三、歧视政治护航不平等经济
应当指出，面对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与财富不平等，美国顶级收入阶层的态度并不一致。支持公正的再分配政策的富豪也在不断表明立场，如“股神”沃伦巴菲特就一直赞同给最高收入者增税，布隆伯格等人公开反对特朗普政府倾向大资产阶层的减税法案，比尔盖茨则通过自己的基金会致力于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造成政策立场差异的关键在于顶级收入者的财富来源。主张直面不平等现状的富豪大多是在竞争相对充分的领域实现财富积累，或者是在因技术或经济特点形成自然垄断的领域积累资产。
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前文所述的富豪民粹领袖们大多是在垄断性较强的房地产、电信、资源采掘等产业领域起家，而且这些产业的运作往往涉及密切的政商联系，他们的成功其实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支持；这些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机构，反而与普通消费者关系疏远，习惯了以垄断卖方的姿态对待下游买家。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更不愿接受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甚至坚决反对以经济社会不平等成为政治讨论的主题。在他们看来，围绕不平等问题设计公共政策立刻会导致99%对抗1%的局面，使政府从富豪阶层的支持者变为监督者。
换而言之，真正的底层民众联合反对顶层既得利益的民粹潮流其实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必须加以防范，必要时不惜亲自出面。
那么在经济社会不平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破解99%多数的威胁呢？
参政富豪的撒手锏是以歧视政治挑动非理性对抗，分化大众群体，争取以伪民粹化解真民粹。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四处树敌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富豪民粹逻辑下的实用政治手段。
通过在1%极富者之外树立攻击对象，可以成功地转移底层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