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年第3期第-页。
殖民时期，西班牙在拉美地区设置市*厅（Cabildo），对各市区及其周边乡村进行管理。市*厅享有地方司法权、立法权和行*管理权，作为殖民地代表对西班牙国王负责。十八世纪下半页，为集中殖民地地方统治权，改善当地民生福利，以及加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监督官（Intendent）被指派到殖民地去代替市*厅部分职能，市*厅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也为殖民地的治理带来了新的生机。
“拉普拉塔总督区的监督官和市*厅：-”（IntendantsandCabildosintheViceroyaltyofLaPlata:-）一文的作者约翰·林奇（JohnLynch）以十八世纪拉普拉塔寡头集权*治与市*厅权力缺失为背景，介绍了年监督官制度建立对拉普拉塔地区各市*厅职能带来的冲击，以及监督官与市*厅之间从合作互信到冲突对立的关系转变。
作者在文章开头指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监督官完全掌握了市*权力，他们的到来使*府从自治退化到中央集权，公共管理、法制等方面完全由监督官决定，市*厅对资金的自治权越来越弱。
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即监督官虽然在行*管理中占据着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市*厅的主动性被完全夺走，林奇声称：“他夺不走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他认为早在十八世纪初期，市*厅的势力就大不如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厅能成功有力地反抗行*长官的日子在当时已经成为过去了。”彼时的拉普拉塔总督区，执法者触犯法律，执*官滥用职权、干涉选举与任人唯亲的现象均普遍存在。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厅向国王控告执*官马尔多纳多（Maldonado）利用职权将自己人推上六个空余职位；另一位执*官瓦尔德斯·应克兰（ValdesInclán）则直接绕过市*厅指派地方官员，并不顾法律规定要惩罚那些制止自己的官员。官位买卖逐渐侵蚀着市*管理系统。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厅的大部分官员都是执*官“自己人”，职权滥用现象非常严重。
在这种*治环境下，市*厅实际上并无权力实施自己的决策，沦为市长的顾问，并对市长的命令形成了惯性的顺从，从而履行的一般都是单调且基础的功能，比如监狱监察和证件颁发。除此之外，市*厅的办事效率在当时也非常低下，比如圣地亚哥的水库重建项目就从年拖延至年才完成。总的来说，市*厅在市*管理活动中丧失了大部分主动性。
约翰·林奇认为市*厅权力的衰落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市*厅缺乏民众代表。一方面执*官的寡头*治阻碍了市*厅选举的公平性，民众无法获得选举机会，另一方面在这种官位买卖成风，*府腐败严重的情况下民众也不认为掏钱买官位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另外市*厅原本对本机构成员有调离罢免的权力，而这为数不多的自主权也随着年察尔科斯省法庭的一道法令被执*官和法院握在手里。最后，市*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源。财*收入只限于微薄的公地公产租金或税收，而这远远无法支持市*厅的日常活动。年2月，市*厅请求印度委员会扩大可租用土地并在年得到了允许。然而，由于在实施方面需要无数次向执*官请示，第一笔租金直到年才收到。市*厅还尝试过增加公地公产，但很难获得国王的批准。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向民众筹款，结果也不尽人意。
对寡头*治的不满和抗议越来越多，但直到监督官制度建立之前都收效甚微。年，亚松森市*厅向国王抱怨巴拉圭执*官奥古斯丁·费尔南多·皮内多（AugustínFernandoPinedo）搞裙带关系，财*收入管理不当，进行私人贸易活动等等罪行，但遭到了印度委员会部长的冷处理，直到年，也就是监督官制度建立期间，他的控告才真正得到回应。年拉普拉塔市*厅向马德里提出将总督区迁至拉普拉塔，原因是察尔科斯省*府的职能缺失以及造成的无序，但这项提议也被马德里方面拒绝了。
年监督官制度在拉普拉塔总督区全面建立。监督官的到来给当地市*厅带来了一些麻烦。例如最高监督官费尔南德斯就小心地限制着市*厅的权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军事资金由市*厅征收，但是由财*部门掌管，于是市*厅要求总督把这笔资金的管理权交给自己。费尔南德斯听闻此事后立马向马德里表示自己作为财*部门的掌管者对这笔资金享有独有的控制权。年王室同意了他的请求。拉普拉塔第一任总督瑟瓦罗思（Cevallos）为了得到当地市*厅的支持，为当地发展提供过便利，比如加强自由贸易。年当贝尔蒂斯（Vertiz）被宣布为拉普拉塔新任总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厅签署声明，公开表示对瑟瓦罗思的支持，希望他继续担任总督。这件事情被西班牙国王视为对新任总督的不敬，费尔南德斯对此事进行调查，两名相关市*官员被流放，九名签署声明的官员被勒令七年不许从*。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市*厅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各种事务。正是市*厅的软弱无能为监督官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推力。因此作者认为，考虑监督官制度是否削弱了市*厅权力，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重要的是监督官能否使市*厅焕发新的活力，能否让他们加入到自己的治理活动中来。
新制度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滥用职权的现象大大减少。监督官遵守规定确认选举结果，遇到不合规矩的结果也会命令市*厅重新任命。以圣地亚哥为例，年监督官索布莱蒙特(Sobremonte)建立了新的市镇，市民自行选举首任市*厅官员，监督官只指派委员前去指导。其次，市*厅对自身成员的管控权也得到了提升。年5月8日的皇家指令决定授予市*厅参与官员革职程序的特权。这意味着市*厅有权反对并扭转重要官员被革职的结果。再者，随着监督官制度的建立，形成了良好的财*管理体系，市*厅的财*收入增加。最高财*委员会（JuntaSuperiordeHacienda）总握财*权，监督官被派到地方去调查收集财*税收信息并汇报给最高财*委员会。各个市镇也建立了财*委员会，由市长（alcalde），两名管理人民（regidores）和总财*官（procurator-general）构成。监督官负责监察市财*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市*厅对财*管理的参与度大大减少，但整体看来新制度提高了财*管理效率，使得市*厅的财*收入得到提升。此外，监督官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税收，比如增加公产公地。桑斯主动倾听市*厅在税收方面的意见和要求。财*委员会还敦促市*厅加强对征税工作的责任感，要求市*厅总结过往失败经验。圣地亚哥同样面临着收税难，收税人员管理难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作者指出原因在于圣地亚哥不是一省首府，监督官没办法对市*厅起到充分的敦促作用，再次强调了监督官对市*厅的积极作用。
在监督官和市*厅的合作下，大部分地区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桑斯为市*厅提供给和物价调整，公共事业，税收，民*以及经济事务等各方面的建议。市*厅有问题也会及时向监督官反映，以便监督官及时下达命令，解决问题。市*厅会将当地数据信息提供给监督官，以便他们向西班牙方面进行汇报工作。相应地，监督官也会将有关西班牙的消息传递给市*厅。然而这种良好的合作并没有覆盖到市*管理的所有方面，在镇级别地区的规划和公共事业上这种合作是缺失的。
18世纪八九十年代监督官和市*厅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关系。拉普拉塔总督区各个市*厅普遍对监督官持赞赏的态度，有的市*厅甚至请求西班牙王室延长特定监督官的任期。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最初十年，这种和谐的关系出现破裂。市*厅的*治自觉性和公共服务意识重新觉醒，同时也产生了反抗的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独立革命运动埋下了伏笔。作者认为二者互信关系破裂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被派往殖民地的监督官在能力上有所下滑；其次，在与监督官的合作中，市*厅对自己的职能更加确信，心理上开始对上级的指导感到不满，行动上开始抵抗监督官，试图分得更多的权力。布宜诺斯艾利斯丘基萨卡，拉巴斯，科尔多瓦等地监督官和市*厅均产生了矛盾冲突。
监督官制度的建立使颓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市*会重获新生，为拉普拉塔总督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殖民地的独立意识。监督官与市*会关系的破裂根植于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固有的矛盾，从互信合作走向对抗是必然的命运。
作者：侯子卓，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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