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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战争始于年，它由胡安·庇隆*府所领导。这是一场隐秘的战争，没有立法，没有规则。它是暴力的加剧。自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暴力就成了这一整个时期的特点，而它更是暴力的进一步加剧，此外，由国家组织的右翼恐怖团体也参与其中。
“肮脏战争”一词是军队为了和游击队交战而创造出来的。它没有被任何受到军方或准军事团体损害的人承认，后者认为没有任何战争曾被宣布过，“肮脏战争”是对所有被视为“左翼分子”的人的阴险恐怖活动。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还是使用了这个词，因为在这段时期内必然发生了一场内战。不同*治派别的恐怖分子相互交火，同时也杀死了无关人员。但是，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和明确划分“站队”的战争。相反，它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有大量武装团体参与其中的国内冲突。即便做了掩饰，国家显然也参与了恐怖活动，它利用了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组织来杀死潜在的敌人。
各种斗争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理解变得更为复杂：在工会官僚内部，庇隆派与持不同*见的工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年轻的游击队或者他们的支持者与工会领袖之间的斗争；还有庇隆主义运动中的各派别领导人之间的大量对抗。这场运动包含了极左与极右，它们都加入了不断的战斗，而不参与战斗的温和派也有许多伤亡。每一起暗杀都可能是右翼恐怖分子、庇隆派团体或游击队所为，甚至可能是某个团体以另一个团体的名义借刀杀人。一些由国家指使的暗杀被归咎于游击队，游击队有时也会承认对它们负责，因为这能表现出他们是无所畏惧的战士。
对总工会官员的谋杀被归咎于蒙特内罗（人民革命军不太可能做这种事），而对左翼分子的针对性暗杀，只能是右翼暗杀队干的。如果没有庇隆的指示，这样的暗杀组织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曾经使用过刺客，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庇隆本人在从马德里寄来的信中，称他们为“大猩猩”，蒙特内罗引用了他的原话。但是，当媒体试图找到关于这些话的信息时，却发现庇隆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当左翼的《世界报》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庇隆提问，是否打算对法西斯暗杀组织进行调查时，她和这家报纸都吃了大亏。她因“无礼”而被逮捕，几个月后被绑架并受到严酷殴打。新闻发布会的几天后，这家报纸受到了查封。理由是，它非法刊登了的人民革命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报道，这篇报道上说的是人民革命军已经收到了人质的赎金。他们声称这家报纸“与非法组织的行为有着明显的联系”。
后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先驱报》在社论中表示，它也受到了*府的压力，因为它发表了人民革命军谈判的记录，并对埃克森美孚子公司的高管因雇主支付的万美元而被释放一事做了评论。一个月后，法院以违宪为由，驳回了*府查封《世界报》的决定。但在报纸放下心之前，报社所在地就受到了炸弹袭击。
不仅是左翼媒体受到了袭击。科尔多瓦的报纸《内部之声》也被武装分子袭击，据信是警察干的，它因报道了警察干的一桩谋杀案而受到了报复。国有广播电台解雇了被怀疑同情左派的记者。罗萨里奥省的省会受到炸弹威胁。这样的情况在年和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发生着。其中一些爆炸事件和威胁被归咎于左翼庇隆主义者，而有些则被归咎于右翼庇隆主义者。在阿根廷新闻业联合会（ArgentinePressFederation）发表了关于袭击事件的声明，“我们对左翼和右翼，并对警察越权、缺乏法律保障、新闻的自我审查以及对出版商的记者缺少保护，这些情况提出批评”之后，这些事件并没有出现任何减少的迹象。
在庇隆去世的两个月前，为了远离蒙特内罗与青年团，他选择在五月广场举行一次群众集会。年的劳动节大会是一场重大的节日庆典，在那一天，工会走在前面率先进入了广场，紧接着是举着旗帜的蒙特内罗与青年团。在大约二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中，年轻人高喊着反对伊莎贝尔·庇隆和洛佩斯·雷加的口号。庇隆被激怒了，斥责了他的年轻追随者，称他们为“没胡子的”和“蠢货”（estupido这个词比英语中的stupid语气更重一些），还告诉他们要长大。*府的新闻机构（Telam）称这是对革命分子的“除籍”。庇隆对他的听众说，*府致力于从外部殖民势力，并从“那些比起外部敌人更危险的、内部的狡猾渗透者”手中拯救阿根廷。
然后工会工人站了起来，站到了他们从前的盟友对面，整个集会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显然是没想到庇隆会做出如此反应的蒙特内罗很快就离开了。一些与会者说，他们是逃出来的；另一些人说，他们是有尊严地离开的。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工会工人、庇隆与游击战士之间休战的结束。年5月，蒙特内罗转入地下（尽管马里奥·菲尔梅尼奇刚开过新闻发布会，宣布次年九月再进入地下的决定）。
庇隆以前依靠的是工会领袖的不断支持，为此他冒过不少风险，但现在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为了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已经不能算是庇隆主义的支持者了，当77岁的庇隆于年7月去世之后，伊莎贝尔·庇隆将工会列为了她的主要敌人。
胡安·庇隆死后，暴力加剧。失去公众支持的伊莎贝尔·庇隆就任总统，她自上任以来就面临着军事*变的威胁，她只能靠武力来维持她的*府。内战已经走得很远了，不管是庇隆主义还是反庇隆主义的各个派别，都在街头造成了普遍混乱。为了镇压游击队，伊莎贝尔宣布“戒严”，不过她还没有取缔蒙特内罗，也没有对工会雇用的“保镖”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她指示军队和警察清洗这个到处是颠覆分子的国家，她指的不仅是游击队，还包括了学生、左翼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工会领袖、记者、自由派律师，以及其他各种被*府与它的刺客视作敌人的人。为三A团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辩护的律师，他们本人也成为了国家镇压的对象。
三A团（阿根廷反共联盟）是由伊莎贝尔*府的社会福利部门建立（或由其批准成立）的秘密组织。它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右翼组织，成员包括警察和军人。三A团的目标包括了左翼领袖，以及其他被怀疑为颠覆活动提供支持的人。
它的领导人何塞·洛佩斯·雷加是受到总统信赖的顾问。洛佩斯·雷加在五十年代是警察下士（corporal），他将自已引荐为了伊莎贝尔的精神顾问。当庇隆从马德里流亡回国时，他已经在胡安·多明戈与伊莎贝尔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以至被称为“巫师”（theSorcerer）。在胡安·庇隆弥留的最后几个月里，被任命为总统私人秘书的洛佩斯·雷加已经将三A团组织起来了。在伊莎贝尔*府中，他行使着对国家机关的控制权，并将其用来压制来自左面或右面的*治权力竞争者。由于其秘密和组织松散的特点，三A团的存在很难被证实。有许多组织——其成员包括警察和军队人士——都以三A团的名义，独立于社会福利部门开展活动。社会福利部门当然不承认自己为它们的活动买了账。
三A团暗杀队有一些特征：他们会开没有牌照的福特猎鹰（Falcon）；他们把人射杀后，通常会将尸体留在沟里、路边或烧毁的车里；他们还会吹嘘自己的行为。尽管警察接到了报案，他们也很少采取行动，*府也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三A团。正如奥斯瓦多·巴耶尔[1]在下文所说，三A团自信能免于起诉，它公开了自己要谋杀知名人物的计划，如果他们在24小时内没有离开就要将他们杀死。
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2]在对三A团做的研究中认为，庇隆和三A团策划的最早一次杀戮，就在庇隆于年回国时抵达的埃塞萨机场。后来在洛佩斯·雷加的主持下，萨尔瓦多·阿连德*府的智利流亡者卡洛斯·普拉茨将军[3]，以及许多前*府官员与工会领袖都成为了三A团的受害者。其他人在收到三A团的“匿名”警告后就逃离了。
在科尔多瓦，九月接任省长职务的劳尔·拉卡万内[4]将军下达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指令。就算是一直反对游击队并支持镇压的民主社会*[5]，这时也发表声明说，它对“警察在与游击队作战的掩护下，对科尔多瓦人民所做的过分与随意的行动表示担忧”。
与对左翼分子的镇压同时进行的，是伊莎贝尔*府的部长和工会领袖之间的激烈内斗。洛伦佐·米盖尔[6]（他是金属工人工会的总书记和62个庇隆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将经济部长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7]（他是由胡安·庇隆所任命的）罢免，而后者是洛佩斯·雷加的支持者。就在赫尔瓦尔德被取代后不久，洛佩斯·雷加与米盖尔陷入了各种纠纷中，最后米盖尔被赶了下台。在接下的几个月里，洛佩斯·雷加削弱了其他工会领袖的势力，其中许多人在戒严中被投进了监狱。
我们在年拍的电影拿了柏林银熊奖。这部电影叫做《巴塔哥尼亚起义》（ThePatagonianRebellion）。我写了四卷书，它们在年出版，然后这部关于起义的电影就拍出来了。它让军方很不安，所以在伊莎贝尔·庇隆时代，我被列上了三A团的名单，然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
你很容易就能知道自己在不在名单上。你在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读早报就能读到上面的名单，所有报纸上都有。比方说，洛佩斯·雷加的三A团会给报社打电话说，“在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有新的暗杀名单。”然后，所有的记者都会到拉巴斯咖啡馆的洗手间去，第二天它就会被当做非常重要的新闻被发表出来。
你会有24个小时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没走，那你就死定了。在一开始，上了名单的人拒绝离开，因为他们不相信。比方说，希尔维奥·弗隆迪齐[8]教授拒绝离开国家。第二天，他们就去找他，把他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在那里杀死了他。他的尸体在通往埃塞萨机场的路上被发现。他被打了枪。这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些尸体都被丢在去往埃塞萨的路上。这就是恐怖。他们想要制造恐怖，让人们（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离开这个国家。
我在《观点报》上读到了我的名字。就在那一天，我把全家人送去了德国，但我留了下来。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才刚刚实现了创作历史题材的梦想，并把我的作品带进了电影院。突然一下子要我流亡，这就意味着要全部从头开始。我在年10月上了名单，一直待到了年2月。可以说，我“非法”待了四个月。我躲藏起来了。我和一些朋友，还有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有一个大果园的老西班牙无*府主义者住在一起。我无法工作，甚至不能到银行取钱。然后钱贬值得越来越快，最终我不得不离开。年2月，我去了德国。
年初，在伊莎贝尔·庇隆举行选举时，我认为是回去的时候了。年2月，我独自一个人返回。四周后，魏地拉[9]发动了*变。离开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边境被把守着。这是镇压最糟糕的几个月。年6月，我在德国大使馆避难，他们把我带了出来。他们对我非常不错。但他们只带走了我一个。只有两个国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庇护。
然后，我在德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直到年10月我才得以返回。那时，我有很多朋友受到了暗杀。我的书被官方烧掉了。独裁*权的愚蠢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还在新闻公告里说什么烧毁书籍是为了上帝、祖国和家庭。他们在发表这些时还很自豪。图书馆都被查封了，特别是大学和某些学院的图书馆。但“阿根廷学术界”的沉默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支持独裁统治，因为他们都非常痛恨庇隆主义。
当他们在年杀死希尔维奥·弗隆迪齐的时候，我们开始醒悟过来。当时，军人还没有掌权。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人甄别出来的，但许多发现事情不对的人受到了威胁，他们有的人是接到了电话，有的人是家里被扔了炸弹。那些幸运的人离开了国家。其他人都被失踪了。
后来成千上万的人醒悟了过来，但有很多军队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大学的“校友”组织里。在诸如蒙特内罗和人民革命军这些活动家的武装团体中，里面有一些人是跟他们想要杀死的人一样有罪的罪犯。这太糟糕了。但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对改变的渴望蒙蔽了我们。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化运动，它是阿根廷文化的复兴。电影导演、雕塑家、画家和作家，所有人都想要带来改变。
从庇隆死后（即年7月1日）就开始发生大事，但对我来说，一切都从我的哥哥在年5月被杀开始。当时他二十三岁，而我十八岁。他在左翼**中活跃，并加入了工人革命*，他不属于武斗派，而是属于巴黎的国际组织下属的反对武装斗争的“红派”（RED）。他当时在印刷店工作。那是一家只有三四个工人的小店，它只为工人革命*印刷。武装人员对那里进行了突击，他们应该是联邦警察。我认为他们走了合法程序——当地警察辖区记录了这件事。但对他们来说，武装反抗和写这方面的书这两件事之间的区别是无法理解的。我的哥哥额头中枪，他们是故意的。在这次袭击中，还死了另外一个人。
我在七十年代的经历就是那一代人的典型经历。早年，我是工业城市罗萨里奥的一个大学*治小组的一员。就算是在一些关于学习的讨论中，我们也还是一直在谈论*治。我们热衷于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工人们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也同样受到法国和伯克利的学生运动的影响。对像我这样有天主教背景的人来说，第三世界神父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自己也是通过天主教团体才加入的*治生活和活动。此外，庇隆主义也（对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我们重建了庇隆主义，这是因为我们太年轻，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庇隆*府。我们曾相信他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条件与尊严。出于这个原因，有一部分天主教和宗教思想是支持庇隆主义的。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庇隆主义者。在我上大学后，我成为了庇隆主义青年团中的一员。
我们还很年轻。许多人被杀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暴力是为了推翻军*府所必须的。因此，当阿兰布鲁将军被蒙特内罗杀死的时候，嗯，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认为它是要对贫穷、对统治人民负责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在庇隆返回后，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发生了斗争。我们被指控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我们指责庇隆主义中的右翼团体和工会官僚是法西斯主义者。我们认为庇隆站在左边，但他周围都是法西斯分子。在年5月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的大型集会上，我们在庇隆主义青年团和蒙特内罗那一边，手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开始察觉到周围的建筑都被武装人员占领。广场正前方被右翼工会占领，他们用链条和钢棍武装起来。局势非常紧张，庇隆还没有出现在总统府的阳台上。等到他出现的时候，他说，“那些最愚蠢的人在叫喊……”这说的是我们。当时，我们旁边那些工会分子抄起了铁链和棍棒，于是我们都逃走了。我当时很害怕，以为他们会把我们都杀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直都很害怕。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当时我要去见一个朋友，她以前是庇隆主义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我到她家时，那里没有人。在几十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一辆有人的车。那是一辆绿色的猎鹰，是军队和警察开的型号。我很慌张，于是逃跑了。没有人跟着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总是很害怕我们所做的事会把我们拖下水。到了晚上，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也会用沉重的家具抵住门，像这样来阻止武装人员闯入。
被叫做“三A团”的右翼准军事部队开始发出名单，如果人们不离开这个国家就会被杀。我的丈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开始感到害怕。我们无法从流言中得出真相。有些精神病学家也在名单上面。我们搬到了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公寓里，过起了地下生活。我们烧了很多书，把其他一些都给埋了。我们是在厨房的水槽中烧的，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刚开始是武装团伙，在*变之后就是军队——会在晚上出现。我可以肯定，对于我那一代的任何人来说，那些年的日子非常艰苦。后来我们也没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它对现在仍有许多影响。
年我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哲学与文学学院，当时我十七岁。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的一个小镇。那会是革命年代，学校里都有强烈的*治气氛。在开学前，我得去大学完成入学手续，并参加入学考试，所以说，我第一次到那里是在年11月。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有一场集会。讲台上有两名人民革命军的积极分子，他们吹嘘自己烧了前任院长（dean）的房子，并展示了周末烧房子的证据。实际上，当时有三个人——一个讲话者，还有两个武装的警卫。他们说，这位院长有罪，因为他告发了几个学生。这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得不说，就算在只有两万居民的我的家乡里，这也是很普遍的风气。
当我从第二年三月入学时，我可以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课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学术性：我们上的课是关于埃内斯托·格瓦拉和毛泽东的。我觉得还蛮不错，因为我那时十七岁，我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并且正在改变世界。我有一个同志，他是第三世界运动的天主教神父。我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和格瓦拉主义者的会议，但最终加入了青年团。在整个年里，我都是以同情者的身份参加的，并没有投入太多。但从年开始，我开始变得积极起来。首先，这意味着在大学里搞*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管理委员会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在大学选举中，每个团体都提出了自己的提案，我们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我们与和蒙特内罗走得近的院长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我们的任务是尝试在大学环境中实践我们的*治思想。我们也把自己看作一个*治军事组织的一部分。
我们在青年团里有一个标志——塔夸拉棒，就是一根长矛。塔夸拉矛是上个世纪的蒙特内罗们所使用的东西。这根长矛与机关枪交叉着。这个标志就是“庇隆归来”（"PeronVuelve"）中的“V”。它是蒙特内罗的标志，下面写着：“庇隆或死亡”。
我的家人都反对庇隆。我加入运动的想法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庇隆主义能够帮助平民百姓。我们一直在谈论国家问题。在我印象里，我跟镇上的人关系是这样的：如果我跟他们讲列宁或托洛茨基，那么根本谈不来，因为他们的*治水平太低。但是，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谈庇隆主义，并争取实现另一种庇隆主义。
所以说，我们也读左翼理论，但是读得非常肤浅。我读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列宁的《怎么办》。庇隆主义的左派写了很多文章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而在阿根廷，后者指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们的说法是，后者不了解阿根廷的普通百姓。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人对这方面有多少了解。我相信社会变革和正义的抽象概念。我相信人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对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10]关于古巴的通俗著作的理解，要比我尝试阅读的马克思或列宁的书更好。我和我的同志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大家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为了“爱与正义”。归属感非常可贵，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创造阿根廷的历史。
年，我们不再参与大学*治活动，以便进行一般性的*治宣传。在年的后来，局势对于蒙特内罗的活动开始变得非常危险。我们庇隆主义青年团大学分部（JUP）的其中一位也在哲学与文学学院的同志，在张贴题为“蒙特内罗”的布告时被三A团杀死了。早在年末，在墙上涂标语就成了一项很危险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和团队里的前辈一起做，他们会拿武器保护那些涂鸦的人。涂一面墙需要十个人，这样一来就能观察到所有的街角。在年和年，当蒙特内罗转入地下时，行动就变得更加冒险了。当时，对于我们这些暴露在外的团体来说，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参加了法学院的活动，那里的蒙特内罗宣布他们要转入地下。当晚我们离开法学院时，一些汽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虽然没有什么标识物，但我们认出这些是警车。我们对它们发出嘘声。当时已经处在暴力的气氛之下。一个拿枪的人从车上下来。我猜他是往天上开枪，因为没有人被打中。我们吓坏了，都跑了起来。
我们的学校已经受到了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11]部长的教育部的干预，他是右翼庇隆分子。于是，我们非法占领了教学楼，并让武装学生保卫它们。一直有车辆从教学楼前经过。他们都是经过伪装的警车，这些武装车辆威胁着我们。
为了向你展示那个时代的风气，我要告诉你另一件事。大学青年团的积极分子支持哲学与文学学院的院长阿德里亚纳·普伊格罗斯[12]。有一天，我们坐在海报桌（postertable），一个男人走过来问她的办公室在哪里。我就带他去见她。后来，当他离开时，告诉我他是一位从科尔多瓦来的给*治犯辩护的律师。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律师被三A团杀了，很可能就是在离开我们大楼的时候。
当时的生活非常紧张。回过头来看，难以想象我还能有一个十七岁的儿子，我们就在当时这个年龄被卷入了一场本来会结束我们生命的事情。实际上，我是因为一场事故才活下来的。我的一条腿必须动手术。我退出了激进的活动并试图和朋友保持联系，但暴力活动非常激烈，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的骨头动了手术，所以得回老家两三个月。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给朋友们，还有哲学与文学学院里剩下的大学青年团组织成员打电话。和我对话的人非常害怕。人们被杀死了。我和一位女性朋友打了电话。她的丈夫是组织的积极分子，曾在海军受过军事训练，而且还是个神枪手。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他们得到处奔波，不断地换地方，他们一直在逃跑。由于她丈夫的活动，他们甚至还要把他们的家让给组织里一位受伤的成员避难。他们告诉我，他们得医院。他们还有一个很小的女儿。当时他们非常害怕，还感觉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下去，这是很危险的。然后我问：“我能做些什么？”然后我的朋友们告诉我，我必须做些事情，但一定要非常小心。他们要让我和打入监狱的一个团队建立联系。
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北部，有一天我很害怕——我想要和他们谈谈，但我给家里打电话并没有联系上他们。我就打电话到另一个人工作的地方，他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但我并不知道我的朋友怎么了，然后我害怕到挂上了电话，马上回了老家。如果我承担起更多责任，那我也将处于危险中，但我幸免于难了……
至于这一切为什么发生，我做过很多探讨。我没有非常彻底的答案，但我相信，即使在我的小镇上，我们都感到社会变革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都相信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府。它看起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军队里有一部分庇隆主义左翼的同情者，而且在运动中还有天主教会的神父。还有同情我们理想的中小企业家。所以，我们相信改变是可以实现的。
[1]奥斯瓦多·霍尔赫·巴耶尔（OsvaldoJorgeBayer，年2月18日——年12月24日），阿根廷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无*府主义者。年毕业于汉堡大学。—年任新闻协会主席。70年代遭到“三A团”迫害，被迫流亡联邦德国。年回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任教。年逝世。——中译者注
[2]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汉森（IgnacioGonzalezJanzen，—），阿根廷记者。早年持庇隆主义立场，参加了蒙特内罗，并因此被捕，后流亡智利，支持阿连德*府。阿连德*府被颠覆后回国，不久流亡墨西哥和尼加拉瓜，参加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工作。后回国定居。——中译者注
[3]卡洛斯·普拉茨·冈萨雷斯（CarlosPratsGonzález，年2月2日——年9月30日），年参加智利陆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年任智利军队总司令。—年兼任内*部长。年8月9—23日兼任国防部长。在任期间支持阿连德改革，后被迫辞职。皮诺切特夺权后流亡阿根廷。虽然此处说明他是三A团的受害者，但他实际上于年9月30日在美国和皮诺切特的指令下被中央情报局特工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劳尔·奥斯卡·拉卡万内（RaúlOscarLacabanne，年7月25日——年3月7日），早年加入阿根廷空军，并晋升为准将军衔。—年任军事航空学院院长。年参加了推翻庇隆*权的军事*变。—年任科尔多瓦省省长，在任期间大力支持“三A团”。年去世。——中译者注
[5]民主社会*（ElPartidoSocialistaDemocrático,PSD），是阿根廷的一个左翼**，持反庇隆主义立场，年由原社会*内左派组成。年并入社会*。——中译者注
[6]洛伦佐·米格尔（LorenzoMiguel，年3月27日——年12月29日），阿根廷工团主义活动家。—年任五金工会总书记。年协助庇隆派在选举中获胜，同年发起成立“三A团”。年起参与破坏工人运动。年策划了反对庇隆夫人的大罢工，同年庇隆夫人被推翻后被捕，不久获释。年“民主化”后支持保守派候选人。年支持梅内姆。此后影响力逐渐减退。年逝世。——中译者注
[7]何塞·贝尔·赫尔瓦尔德（JoseBerGelbard，年4月14日——年10月4日），出身于波兰犹太人家庭。年定居阿根廷。早年加入阿根廷共产*，后转向庇隆主义。—年任经济部长，主张劳资和谐。年*变后被剥夺国籍，流亡美国。年逝世。年恢复国籍。——中译者注
[8]希尔维奥·弗隆迪齐（SilvioFrondizi，年1月19日——年9月27日），早年担任律师，支持马克思主义。年支持古巴革命。60年代起为阿根廷工人革命*进行辩护。年发起成立反帝反独裁阵线。年被“三A团”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9]霍尔赫·拉法埃尔·魏地拉（JorgeRafaelVidela，年8月2日——年5月17日），年入伍。—年任国防部长。年8—9月任图库曼省总督。—年任陆军总参谋长。—年任军队总司令。年发动军事*变，推翻庇隆夫人，并于—年任临时总统，推行新自由主义*策，实施文化专制，推行宗教教育，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年因内部矛盾被军方解职。年以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年获特赦出狱。年起被软禁在家中。年再次被捕。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年加刑50年徒刑。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0]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马丁内斯（ErnestoCardenalMartínez，年1月20日——年3月1日），尼加拉瓜诗人、作家、翻译家、雕塑家和神学家。年参加了反对索摩查*权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年以后成为牧师。年回国，参加解放神学运动。70年代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共同反对索摩查*权。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于—年任文化部长。年被剥夺教籍。年因反对奥尔特加而脱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年支持桑地诺革新运动。年恢复教籍。年逝世。——中译者注
[11]奥斯卡·伊万尼谢维奇（OscarIvanissevich，年8月5日——年6月5日），阿根廷外科医生，足球运动员。年起参与足球运动。年退役，转而担任执业医师。—年任驻美国大使。—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年、—年任教育部长。年逝世。——中译者注
[12]阿德里亚纳·比克多利亚·普伊格罗斯（AdrianaVictoriaPuiggrós，年9月12日——），阿根廷教育家。年起在大学任教。年任制宪会议议员。—年、—年任众议院议员。—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文化与教育局局长。—年任伟大阵线（ElFrenteGrande）主席。—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中译者注
来源：知乎专栏——哥伦布号的锅炉房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译者序言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面对国家恐怖主义
（一）
（二）
第三章暴力的历史
（一）
（二）
第四章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庇隆以后的军*府
第五章工会运动
第六章一场短暂的革命（庇隆归来）
第七章肮脏战争（一）
肮脏战争（二）
本
在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
最后，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欢迎投稿。邮箱：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