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达尔文
来源=《帖木儿之后》
译者=黄中宪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旧世界”三大部分间大致平等的关系，终将被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诸多事件打破；但当时的人们大体上还未能意识到那些事件的深远影响。15世纪80年代后，从葡萄牙、西班牙出航的欧洲人以惊人速度改变了东方与“旧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缘*治关系。欧洲不再是欧亚世界面朝“幽暗海洋”的远西，到16世纪中叶时，它已成为新兴的全球海洋贸易集散地，是从中国延伸到秘鲁的大范围航海活动的总部，也是前往大西洋彼岸探索欧洲专属新地盘的出发点。
但我们也应客观而合理地审视这一重大转变。欧洲崛起为全球霸主并不是“地理大发现”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该夸大欧洲人为远航与征服活动而动员的资源，也不应误解让他们得以在亚洲、美洲建立据点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把航海家、征服者的冒险活动，解读为有心建立世界帝国的行动—尽管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的确曾宣称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与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辖地不相上下，想借此讨得查理五世的欢心。漫长的16世纪前后西方的“爆发”（—年）虽然充满戏剧性，但长期以来一直影响不大。这种爆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方当地的局势，以及接触与征服这样的特殊文化模式的发展演化。这既不是如某些史家所主张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也不是科技优势必然带来的结果。
还有一个易犯的迷思，我们也应避免。今人审视欧洲的“殖民”史，常常会脱离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予以孤立看待。仿佛公元年后，只有欧洲积极进取、不断扩张，而世界其他地方全都停滞不前。我们应该谨记，达·伽马与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在印度洋上取得胜利以及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在美洲取得胜利的同时，明朝巩固了*权，奥斯曼帝国里出现了新的世界强权，伊朗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下复归一统，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快速扩张，年后一个庞大的新伊斯兰帝国在印度北部出现。要真正了解大发现的意义，就得将它放在欧亚扩张主义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要把“旧世界”也考虑进来，以平衡“新世界”。
葡萄牙人是欧洲扩张的海上先驱。葡萄牙王国本是大西洋沿岸的弱势小国，但到了年前后，葡萄牙的统治者和商人已懂得善用其宝贵资产—里斯本港。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已是地中海与西北欧之间重要的贸易路线。里斯本正位于欧洲两大海洋经济区（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会处与重叠之处。里斯本是贸易与商业情报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交流海运与航行技术经验的场所。它是殖民大西洋岛屿的跳板（马德拉群岛于年被葡萄牙占领，亚速尔群岛也在15世纪30年代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而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Ceuta）的十字军战舰，也是从里斯本出发的。因此，葡萄牙人早在年冒险跨越博哈多尔角（CapeBojador）许久之前，就已在建造帝国之路上尝试过多种手段。对亚洲重要贸易路线（以地中海为西端的贸易路线）的认知，以及十字军意识形态的影响共同塑造了他们的地理观念。讽刺的是，十字军运动的前提预设正是葡萄牙位于已知世界的最西端，而十字军的目标乃是向东进发，抵达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以及葡萄牙人在年后对北非的头几次袭掠活动（此时他们听闻摩洛哥的黄金来自西非），使他们的探索活动先后转向南部和东部，而非向西横越大西洋。与祭司王约翰（PresterJohn）的基督教帝国（据说位于埃及南方某处）结盟的憧憬，使航海家、商人、投资者和统治者满怀希望，以为只要从海上绕过北非伊斯兰诸国的侧翼，找到基督教帝国，并与之联合起来包围伊斯兰文明，基督教势力就能大振。
祭司王约翰只是个传说，他的帝国亦然。但到了15世纪60年代，葡萄牙人已继续往南推进，以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年，达·伽马成功达成此目标。但葡萄牙能将其海上势力伸入印度洋，靠的不只是航海本事。因为非洲两项关键因素的配合，葡萄牙人才能凭海上冒险进入亚洲。第一个乃是西非黄金贸易的存在。西非黄金从森林带往北流向地中海和近东。15世纪70年代时，葡萄牙人新辟的大西洋海上路线，已截走一部分西非黄金贸易。年至年，他们运石材到圣乔治·达·米纳（SanJorgeDaMina，今加纳的埃尔米纳）建立大型要塞，作为黄金贸易的“贸易站”（factory，以围墙围住的场所，通常筑有防御工事，供外国商人在其中居住、贸易）。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此地获利巨大。年至年，该地的利润几乎使葡萄牙王国总税收增加了一倍。15世纪70、80年代，葡萄牙人为绕过非洲最南端，往更南方展开数次航海探险，最后在年由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Dias）绕过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而这些所费不赀又危险重重的航海行动，就靠这些“贸易站”提供资金。第二个关键因素，乃是葡萄牙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茫茫海上，未遇到当地人抵抗。在摩洛哥以南，没有哪个大国有意愿或工具来反对葡萄牙人使用非洲沿海水域。大部分非洲国家眼光朝向内陆，把海洋视为渺无人烟的水上荒漠，而（在西非）把干不见水的撒哈拉沙漠视为通往遥远市场的真正要道。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葡萄牙人穿过空荡荡的海洋，绕过好望角后转而向北，在赞比西河河口附近发现印非贸易路线的南端。从那里开始，他们有当地知识可资依循，依靠当地领航员的指引前往印度。越过赞比西河河口往北，达·伽马再度进入人类已知的世界，仿佛在毫无路径的荒野绕了长长一圈后重新回到文明世界。抵达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沿岸的卡利卡特时，他凭借旅客与商人使用的中东路线，与欧洲恢复联系。这一趟他展现了高超的航海本领，但在其他方面就不都那么幸运了。当地婆罗门带达·伽马到某座庙宇时，他以为那些婆罗门是失联已久的基督徒。他在一尊女神像面前跪下，以为那是圣母马利亚，其实是印度教的雪山神女。在这期间，该港的穆斯林商人明显不友善。经历过一场打斗之后，达·伽马决定早早打道回府，于是起航返回欧洲。
葡萄牙人既已找到不欲为他人所知的、经由大西洋前往印度的路线，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做？即使海路运输成本较低，光靠几艘葡萄牙船在印度洋，也不大可能使印度洋贸易大半改走绕过非洲南端那些冷清而漫长的海上航线。事实上，葡萄牙人很快就展现了实力，而马拉巴尔沿岸是理想的下手目标。那地区沿岸分布着一些不成气候的罗阇，当地的生计倚赖贸易（东南亚与中东之间的主要路线行经该地区沿岸）。达·伽马航行到卡利卡特后不到四年，葡萄牙人就驾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多桅帆船（caravel），浩浩荡荡地回到该地。在阿尔布克尔克的率领下，他们开始建立筑有防御工事的基地，借以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第一个建立的基地在科钦（Cochin，年），再来在卡纳诺尔（Cannanore，年），然后是果阿（Goa，年）。在好言商量被严厉拒绝后，他们在年拿下马六甲，东南亚首要的贸易国。
《帖木儿之后》
到了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已设立约50座要塞，最西是位于莫桑比克的索法拉（Sofala），最东则是华南的澳门，“黄金果阿”则已成为葡属印度（EstadodaIndia）的首府。
葡属印度既非领土帝国，也非贸易帝国。从某方面来说，葡属印度的成立，乃是欲垄断胡椒（外销欧洲获利最高的香料）贸易。但葡萄牙人没有实力垄断这贸易，胡椒贸易仍有很大部分不受他们掌控。7结果，葡属印度反倒成为向东南亚、西印度、波斯湾、红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强索保护费的体系。亚洲商人得在葡萄牙“贸易站”（果阿、第乌或霍尔木兹）买安全通行证（cartaz），否则就可能被葡属印度船只打劫。在第乌海战中歼灭埃及海军之后，葡属印度在印度洋上已无敌手，但其实力未强大到足以封锁曼德海峡，控制红海。印度洋周边的国家，海军科技水平无一及得上葡萄牙，葡萄牙的多桅小帆船因此成为所向披靡的海上武器。除了马六甲，大概没有哪个印度洋国家认为海洋贸易重要到必须建造庞大舰队的地步。南亚诸大国大部分把眼光朝向内陆。从事海上贸易者，只剩那些缺乏社会威望和*治影响力的沿海商人社群。因此葡萄牙海军得以轻易称霸印度洋。马来半岛以东，则非如此。在南海或日本附近，葡萄牙人行事谨慎得多。他们在这里以长途贸易商的身份，找到了生存空间。当时的明朝帝国不让其子民出海，且不愿与日本直接通商往来，葡萄牙人正好扮演中间人，从事中、日两地间的转口贸易。
因此，葡属印度的角色，渐渐由十字军兼劫掠者，转变为结构松散的葡萄牙人社群网络。那些葡萄牙人社群的成员，大部分由移居者和他们娶的当地女人所组成。这些葡萄牙人不是欲瓜分庞大内陆帝国的征服者，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力，或许也没有动机这么做。在16世纪40年代，索法拉和澳门之间的所有葡萄牙殖民地，总共只有六七千葡萄牙人，50年后或许增加了一倍。他们在经商上也非积极进取，不仅未能让死气沉沉的亚洲贸易转趋活络，反倒压制了亚洲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靠着在北大西洋练得的驾船本事，打进亚洲贸易世界。但他们的利润大体上来自对亚洲既有海上贸易的“榨取”，直到年后巴西发展起来，才有所改观。一如我们待会儿就会看到的，西方人能在亚洲贸易经济中牢牢立足，乃是拜他们对美洲几乎同时进行的冒险活动所赐。在这期间，对印度洋、东南亚的本地商人和海运业者而言，葡萄牙人的存在令人焦虑不安。对马六甲而言，那已是场浩劫。但对于与葡萄牙人有所往来的诸多更大国家而言，他们再糟糕也只是惹人厌，而最好的情况下，还会有所帮助。
令人费解的是，离母国如此遥远的一连串要塞和“贸易站”，怎能抵住它们周遭社会的同化力而屹立不倒。到了16世纪末期，亚洲诸港间的“国家贸易”，比绕过好望角的零星贸易有利可图得多，这时，葡萄牙人仍能维持那些要塞和“贸易站”，更令人惊讶。使葡萄牙“帝国”不致瓦解的因素，并不是它国力更强或是技术更先进，而在于商人离散族群所具有的某些看似平平无奇的优势。葡萄牙人在亚洲由各据点连成了网络，并靠宗教和语言维系这一网络，比起亚洲本地的同业，他们更善于取得长途贸易的市场情报。葡萄牙语成为亚洲海域的共通语。葡萄牙人作为海上活动的外来次文化族群，在当地社会属于边缘角色，而这样的角色有助于他们为不信任自己商业社群的当地*府所接纳。事实上，许多葡萄牙人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维生。在胡格利（Hugli，位于今加尔各答北方），有位敢冲敢闯的商人，得到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同意，建造了一处贸易站，好将中国奢侈品走河路往上游运到他的皇宫。在不远处，另一群商人在若开王国（Arakankingdom，今缅甸北部的沿海地区）保护下，靠奴隶买卖和海上劫掠维生。当时，该王国正努力阻止莫卧儿势力扩张到东孟加拉地区。一名出身高贵的穆斯林妇女（此妇女后来“改信基督教”，嫁给葡萄牙船长），被从事奴隶买卖的葡萄牙人带走时，遭池鱼之殃的乃是胡格利那些商人。若说这些栖身在亚洲世界边缘海域的“海上人”，会是日后西方宰制亚洲的开路先锋，当时亚洲的大部分统治者肯定会笑其为无稽之谈。
欧洲人在年后几乎同时进入亚洲沿海地区与美洲沿海地区，乍看之下，这巧合得令人吃惊，但原因其实不难说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角，虽然位处欧洲的临海边陲，却是善于放贷、经商、航海的热那亚人与当地海员（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携手合作之处。本身是热那亚人的哥伦布，在里斯本习得贸易本事。他和葡萄牙航海家及他们背后的金主一样，认为国际上的尔虞我诈和地理上的探索，乃是让世界中心摆脱异教者统治的圣战。为了跨过大西洋，他寻求葡萄牙、英国、法国的支持，皆未能如愿。此事或许表明哥伦布有关地理的看法遭到情有可原的怀疑（哥伦布认为中国位于欧洲西方约公里处），也可能表明当时人们认为绕行非洲更为保险。他的冒险事业最后能得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支持（当时新诞生的西班牙王国由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联合而成，而阿拉贡对哥伦布的计划兴趣不大），除了得归功于哥伦布诉诸十字军圣战的慷慨陈词，打动了刚完成收复失土运动（Reconquista，将穆斯林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运动）的西班牙王廷，或许也得归因于卡斯蒂利亚嫉妒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野心和随之可能得到的财富。年初攻下穆斯林的格拉纳达（“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使西班牙人的圣战狂热和宗教使命感大为高涨，也帮助哥伦布得到了支持进而踏上西航之路。
哥伦布发现美洲
一如葡萄牙探险家，哥伦布得益于殖民大西洋岛屿期间葡萄牙人所积累的风向知识和海流知识。年9月，他从欧洲世界的西端加那利群岛戈梅拉岛（Gomera）的圣塞瓦斯蒂安（SanSebastián）起航，10月12日登陆巴哈马群岛。勘察过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后，哥伦布途经亚速尔群岛返回欧洲。凭着惊人的航海本事，他确立了此后三个世纪西班牙与加勒比海之间一直沿用的航行路线，且在此后多年间，几乎无人能以比他更少的时间航行于这两地。但他此次远航的目的，乃是找出前往中国的海路，就此而言，他的这趟远航一无所成。他的第二次西航则带有殖民目的，带了约名欧洲人前去，像先前殖民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那般，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岛。在年至年和2年至4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西航中，哥伦布探察了铁拉菲尔梅（TierraFirme，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与中美洲的海岸。到这时为止，西班牙在美洲的冒险可视作伊比利亚半岛人移居大西洋岛屿行动的大胆延伸，只是欧洲世界微不足道的扩张。但在哥伦布首次踏上美洲的不到30年后，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和其冒险团队就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这标志着欧洲人对美洲的入侵进入了另一番局面，其历史意义和欧洲人对其周边海岛的零星殖民或葡萄牙人对亚洲贸易的劫掠，不可相提并论。今人很容易就认定，征服中美洲大陆乃是哥伦布的“任务”顺理成章的延续，认定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Montezuma）的败亡是欧洲先进科技必然促成的结果。但我们若是深入检视那些征服动机，以及将浅尝辄止的海上勘察转变为对辽阔内陆高地的彻底掌控所采用的手段，就会发现若没有地理上、文化上、人口上独特的机缘巧合，欧亚世界强权在“外围世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太平洋）的头一次大规模征服行动就不可能实现。
西班牙转型为殖民强权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在于加勒比海。大西洋风向与洋流的特性，使加勒比群岛（美洲地理上往欧洲突出的部位）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最初登陆的地方。与格陵兰、纽芬兰这两个近海大岛不同，加勒比群岛适于居住、垦殖，且利于海上入侵者登岸。欧洲人可以用蚕食方式逐岛征服，并很快从欧洲得到增援，巩固据点。岛上的原住民没有足够抵御欧洲人的军事组织，且抵挡不了跟着欧洲人而来的“旧世界”疾病，病死者众。至为重要的是，这些岛屿与玛雅、阿兹特克这两个强大陆上帝国未有往来，且不受它们掌控，因而这两个帝国未能预先得到外人入侵的示警。更糟糕的是，这些岛屿还为西班牙人提供了适应水土和侦察中美洲沿岸地形的重要跳板。在伊斯帕尼奥拉等岛屿上，他们可以通过对付阿拉瓦克人（Arawak）来摸索战法和控制、剥削的方法，供之后运用于更大规模的征服行动中。频繁占领加勒比各岛屿（年时古巴已成为西班牙人的主要活动地）的军事活动分散了兵力，也促进了并未经过中央统筹的、以破坏或掠夺为目的的对大陆的武装“突袭”（entrada），而非可能招致全军覆没的一次性远征。加勒比群岛给了西班牙人摸索、修正的宝贵缓冲空间。最重要的是，加勒比群岛产金。沙金的发现（首先发现于伊斯帕尼奥拉岛）对西班牙人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因此产生的淘金热，使来到该岛的西班牙人在2年时达到约人，并鼓舞他们往加勒比诸岛和大陆进一步冒险。8年后殖民者所自行组织的“突袭”行动，其行动经费来自从印第安人那里抢来的或役使奴工开采的黄金，而非来自西班牙本土的黄金。向美洲大陆挺进，不是欧洲母国的君主或资本家所下达的指示，而是在岛上金矿很快就耗竭之后，渴求黄金的拓荒者受利益驱使的自发作为。若非加勒比诸岛和附近铁拉菲尔梅的淘金热潮旋即结束，往美洲大陆开疆拓土的动力不知要等到何时才会出现，肯定至少要等到西班牙人已无法让阿兹特克人对其感到意外和惊愕之后才会出现—西班牙人能战胜阿兹特克人，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制胜关键之一。因此，加勒比的桥头堡，提供了这场征服行动所需的大部分动机和资金。
年到年，大势几乎已定，西班牙第一位伟大征服者科尔特斯，花费如此短暂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个拥有多万人口、盛产贵金属、以玉米种植为物质基础的帝国*权。科尔特斯的大胆行动，让他突然拥有一块庞大的殖民地；相对地，那些行事谨慎、不敢贸然实行征服计划（认为征服行动必定以失败收场）的欧洲人，活动范围则一直局限在亚非沿海地区，两者的结果形成了强烈对比。科尔特斯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阿兹特克人称霸墨西哥高原还不算很久，以及被阿兹特克人征服的民族对阿兹特克人心怀敌意，致使科尔特斯能与他们结盟，得到帮助；另一原因则在于西班牙人的军事科技较占上风。但在亚洲、非洲，并不难找到具有同样的条件，似乎易于被外人征服的地区。
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柯尔特兹
西班牙人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击垮阿兹特克，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文化上和生物学上的因素。有人主张，阿兹特克帝国如此不堪一击，乃是因为其指挥高层不知道来犯的欧洲人来自何处以及来此的目的、动机，也不明白欧洲人为何突然出现在其境内，致使心理上慌乱，不知所措，从而摧毁了阿兹特克皇帝的抵抗能力。在此之前阿兹特克文明与“旧世界”毫无接触，且该文明欠缺四处流动而能将消息和谣言带到境内最偏远地区的朝圣者、小贩、商人、佣兵族群，因而陡然面对这个非任何仪式、献祭或祷告所能左右的“超自然”事件时，惶惑不知所措。因此一交战，必然就是兵败如山倒。但西班牙军事征服的神速和彻底，当地人抵抗意志的瓦解，还是个生物学现象。莫名其妙的惨败，带来文化震撼；接着因对“旧世界”的疾病缺乏免疫能力，大量人口病死，当地又遭遇生物学震撼。从科尔特斯抵达到16世纪结束，墨西哥的人口由约万锐减为万出头，减少了九成。原住民所受到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在有形的层面，行*管理的基本前提以在热带非洲、印度和中国无法想象的方式突遭翻转，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以及移居者与原住民的比例，由一个极端一下子摆荡到另一个极端。
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的统治，就在这些奇特的情况下（比较像科幻小说而非历史）迅速扩及中部高原（阿兹特克心脏地带）、玛雅人所在的尤卡坦半岛以及靠近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干燥台地。这是西班牙帝国主义向北推进的浪潮，推动者是一群移居者和冒险家，他们来自海上强权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的中心地带。与此同时，已有西班牙淘金者向南移动，来到南美大陆的铁拉菲尔梅和名叫黄金卡斯蒂利亚（CastilladelOro）的地峡区。西班牙人对前哥伦布时代第二大帝国的征服行动（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场迅速得手的闪电战），就是从这里和世纪20年代初西班牙在巴拿马建造的定居点开始的。
从许多方面来看，西班牙人征服安第斯高原的印加帝国，比打败阿兹特克人更令人吃惊。印加帝国距离西班牙的加勒比海桥头堡更远，从海上进入较不容易，且版图大得多—从今日的厄瓜多尔直到玻利维亚的北部。被西班牙人称为阿尔蒂普拉诺（Altiplano，意为“上升的高原”）的广阔内陆高原，构成该帝国的核心。印加帝国的矿石资源比阿兹特克人所在的墨西哥更为丰富，其生态也更多元。印加人已将安第斯高原所有属于稳定小农文化的地区，全并入他们的帝国。他们的课税体系处处比墨西哥的课税体系复杂且有效率，课税目标既为积聚贵金属，也为积聚大量农产品。借由这课税体系，印加帝国得以维持常备军队，奖赏地方和军队的精英阶层。借由课税积聚财富，借由徭役制度征用人力，印加人得以建造出色的道路网、要塞、军火库、桥梁、梯田、灌溉设施，以及在库斯科建造出人口10万至30万的堂皇帝都。年，皮萨罗率领人（被称为卡哈马卡人，MenofCajamarca）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帝国。
印加文明
一如后来某些“突袭”中美洲的行动，皮萨罗的远征开销，一直是靠劫掠印第安人的财物来支应的。加斯帕尔·埃斯皮诺萨（GasparEspinosa）是皮萨罗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他就是靠劫掠发大财，成为巴拿马最有钱的移居者的。皮萨罗，一如科尔特斯，占了奇袭的优势，且拥有印加人所不知的武器。西班牙人靠着残酷*变，几乎一举就让整个印加*局陷入动荡，而这一*变能够成功，上述两因素是关键。年11月16日，皮萨罗在北秘鲁的卡哈马卡会晤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阿塔瓦尔帕可能认为，如此一小撮陌生人，靠他庞大的侍卫队就可轻易摆平，或认为他们是佣兵，用钱财就可让他们改投他的阵营。他没料到对方野心那么大，因而在对方动手时毫无防备。皮萨罗进入卡哈马卡的广场才几小时，阿塔瓦尔帕就沦为阶下囚，他最亲密的*治心腹非死即伤，他的军队有数千人死于西班牙骑兵之手。这场大屠杀让印加帝国变得群龙无首。印加人的反击失败了，西班牙征服者为争夺战利品，开始自相残杀，最后秘鲁由位于遥远马德里的西班牙当局有效掌控。
一如征服墨西哥之役，征服秘鲁之役能够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碰上的帝国*权太不堪一击。一如阿兹特克帝国，印加人的统治倚赖许多少数民族的合作，而那些少数民族都是新近才降服的，或对帝国怀有二心。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人入侵时，这两个帝国的扩张都来到临界阶段，恶化的后勤补给和越来越少的收益，已使统治者开始推行新的剥削措施和不得人心的改革，在前哥伦布时代，墨西哥境内已出现灭亡预言，而秘鲁境内则爆发了内战，表明内部情势已紧张到危险程度。但这两个帝国面对一小撮海上入侵者时如此不堪一击（在美洲大陆其他地方，海上入侵者并未取得如此一边倒的大胜，甚至以失败收场），并非只因为上述情势。这两个前哥伦布时期的大帝国，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中央集权*体过于复杂。这*体以全能的神圣君主为轴心运作，君主突然被捕，整个帝国机器就无法运转。文化上的隔绝则使这情况雪上加霜，造成那些全能的统治者对陌生入侵者了解不足。由于没有预警，他们在国家治理和国防上都未能预先采取审慎的因应之道。西班牙人的武器和战术，特别是他们的火器和战马，给予了对手致命一击；“旧世界”疾病造成的生物学层面的打击（某种无意间发动的细菌战）则在印加和阿兹特克两帝国都发挥了强大效果，使其无法发起第二次抵抗。若非如此，随着各地开始感受到被外族征服的痛苦，反抗运动很可能在各地风起云涌。就是这几个不同因素相辅相成，西班牙人与这两大陆上文明的接触，才会变成不费吹灰之力的闪电征服。或许，换上欧亚世界其他哪个大国来此，都会有类似的辉煌战果：蒙特祖马若遇上帖木儿，大概很快就会被解决掉。西方运气好，占了地利之便（最接近前哥伦布时代两大帝国的加勒比海前厅），因而得以抢先占有“外围世界”的新土地。
西班牙殖民者在印加作战
这时候，西班牙征服者还未必能将推倒阿兹特克、印加两帝国的大规模劫掠性远征，转化为西班牙财富和势力的更持久扩张。他们能将意外得到的巨大财富转化为经济体制，在美洲打造一新欧洲吗？从经济上来讲，至少新西班牙（墨西哥）和利马（秘鲁）这两个由总督治理的大殖民地，在这方面似乎卓然有成。先前，猝然兴起的淘金热随着金矿快速耗竭而消退，促使西班牙人离开伊斯帕尼奥拉与古巴，向外探险，但在墨西哥和秘鲁，这种现象并未出现。早期发现的金矿，让第一批征服者获得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巨大财富，而在发现这些金矿后不久，他们又在16世纪40年代于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玻利维亚的大山波托西（Potosí）发现储量极大的银矿。16世纪下半叶时，两殖民地已开始透过印度航线（CarreradasIndias）上每年航行一次的庞大船队，将大量金银块运回西班牙。这批源源流入的矿物财富，对后世有多重重大影响。这吸引更多西班牙人移入美洲，为将非洲奴隶运往美洲提供了资金，支应了比征服初期半封建*权还复杂的殖民*府和司法体系运作的开销，也有助于支应天主教会大举进驻的开销。天主教会的大教堂、教堂、墓地、无所不在的形象、公共仪式，乃是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最具体可见的标记。光是在墨西哥，在16世纪结束时，天主教会就已在人口锐减的约万名印第安人中，安置了约名神父。到了年，西属美洲境内已有34个教区。简而言之，黄金，还有主要是白银，把残酷的征服变为殖民统治结构。
从天而降的巨大金银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新世界”的经济、文化到年时被牢牢嵌进“大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中，但我们也不该夸大这一影响。许多“西属”美洲地区，实际上在西班牙人有效占领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委内瑞拉的利亚诺斯（llanos，意为平原），中美洲的热带低地，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地带，安第斯山脉东侧的浓密森林，以及绵延到拉普拉塔河河口的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因没有矿石财富的支持，西班牙没有多少影响力，甚至会毫无存在感。作为连接欧洲与美洲两地经济的工具，美洲白银也并非全然可靠，它的供需很不稳定。17世纪初，从墨西哥流入欧洲的白银（尽管这些白银并非产自墨西哥本地）数量逐渐减少。墨西哥与东亚的商业关系（墨西哥的大部分白银流向了东亚）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年后欧洲的人口增长和商业活动速度双双放缓，欧洲对西属美洲白银的需求降低：殖民地宗主国与殖民地渐渐分道扬镳。在文化上，征服带来的结果也是有好有坏。在墨西哥、秘鲁两地，西班牙人狂暴的残害（包括刀枪加身的直接残害和借助疾病的间接残害），已使前哥伦布时期的宗教体制迅速瓦解。到年，西班牙人已毁掉座神像，光墨西哥一地就拆掉座神庙。原来的祭司精英阶层失去重要地位，被征服的民众普遍被迫接受外来宗教，几无抵抗地采纳了基督教礼拜仪式和节日。印第安人权贵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入*府体系。在更低微的社会阶层中，西班牙服装取代了天主教会所不喜的原住民传统服装。但西班牙的文化冲击被客观环境的影响力削弱了。西班牙移民数量有限，且集中居住在城镇中，因而与内陆地区的印第安人很少接触。西班牙*府决定不让官员和神职人员眼中移民者腐败、剥削的行为去危害印第安人社群，使移民与印第安群体的接触更为有限。加上内陆许多地区（特别是安第斯高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原住民的古老宗教和巫术得以在这片大地上保存下来。即使在印第安人较直接受到西班牙人殖民影响的地方，其结果也往往不明确。“新西班牙”一地的行*区划，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前哥伦布时期的古老“城邦”，地方的统治精英在那些“城邦”里，仍在相当程度上居于统治之位。摧毁征服前的宗教结构，并不表示传统信仰疗法术士、预言者、占卜者就此走入历史，巫师（conjuro）在乡间仍享有崇高地位。西班牙语当然也未能取代当地人在被征服前所使用的语言。最近有项研究指出，西班牙语直到进入17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影响印第安人语言的文法结构，在那之前，西班牙语的影响不过是被当地语言借用了28个名词而已。
西属美洲仍顽固地保持着印第安人的文化要素，但在种族构成上则变得更加多元。在墨西哥、秘鲁两地，的确有许多西班牙人迁入（移民在性别和职业方面都比较多元化），他们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并能在这个新世界中继续按照“旧世界”的传统维系西班牙社群，并使之不断增殖。但从征服初期，西班牙男人就开始和原住民通婚，创造出大量梅斯蒂索（mestizo）混血儿。原住民劳力不愿被压榨，人数也越来越少，于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引进了非洲黑奴，填补人力短缺，并和黑奴通婚，形成穆拉托（mulatto，即黑白混血儿）混血族群。17世纪中叶时，“新西班牙”的人口包括约15万名西班牙白人、15万名梅斯蒂索混血儿、13万名穆拉托混血儿、8万名非洲奴隶，以及约万名印第安人。类似的人口组成，也可见于秘鲁；世纪40年代时，整个西属美洲的黑奴人数可能已有33万人。如此便形成了结构复杂、种族之间阶级分明的社会，在那些社会里，职业与地位反映了种族出身，*治与经济权力大体掌握在白人手里—不论是出生于西班牙本土的白人，还是在美洲出生、被称作“克里奥尔人”（criollo）的白人。
西班牙对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强大社会的瓦解，在欧亚“旧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当地一部分较孱弱的社会实质上已经灭绝了。西班牙已经为打造一个被征服的、可以接纳西班牙需求与观念的社会开辟了空间。但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入主美洲余年后，西班牙虽然成功征服了美洲，却并未将其真正纳入西班牙王国统治之下。“新西班牙”不会成为另一个西班牙王国，也不会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翻版，征服的结果反倒是创造出新的种族结构，以及独具特色但仍保有多元色彩的西属美洲文化，新的克里奥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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