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共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进行了计划，财*，税务，价格，物资，工资，劳动，外贸，外汇和汇率的配套改革，实质是把以行*命令和财*为中心配置资源的计划机制，转换成为以价格体系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首先需要使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取消财*补贴，扩大货币发行，这是一个涨价过程，不是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而是成本推动式物价上升，涨价因素不是货币性的，而是非货币性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假设工资刚性，假设无垄断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假设短期经济周期主要是货币因素，不包括非货币因素（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这两项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却不能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体制改革因素非常明显，90年代则是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因素促进人民币升值。
---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从1:1.7，贬值到1:8.7，贬值幅度达80%，按货币数量论假设，国内价格与货币发行，汇率贬值应该成比例变化。汇率贬值80%，国内物价应该上升%，实际只上升%，是货币发行因素。贬值因素的四分之三是由非货币因素---价格体制改革造成，包括调整计划价格，取消财*补贴，放开价格管制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等。
价格改革，首先取消进口商品价格补贴，直接按国际市场价格定价，即进口代理作价，将进口商品到岸价，乘以汇率换算成为人民币，加上关税和其他税收，进口手续费，成为国内销售价格。年绝大部分进口商品如纺织和化工原料，药品，机电仪表实行代理作价，到年未实行代理制的进口商品只有30种；年将钢材，木材，有色金属等15种进口商品改为代理作价；年将造纸原料纯碱，烧碱等6种进口商品改为代理作价，年改三聚磷酸钠，这是洗涤剂原料；只剩粮食，化肥，木浆等7种仍享受进口补贴。80年代末期进口商品代理作价和汇率贬值，成为推动企业成本和物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海关常以降低关税缓解之。
国内价格改革，包括农副产品提价，放开出口收购价格，取消城镇副食品补贴等。80年代后半期以价格双轨制形式开始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年底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有种，到年底为89种，计划价格大幅度提高，向市场价格靠近，年放开城镇粮食销售价格。到年除电力、石油和统配煤，生产资料价格都已放开，中国价格体系已由市场定价为主。
表3中国价格改革（%）
农产品
商品零售总额
年度
国家定价
92.6
67.5
37
25
16.9
97
73.5
47
30
6.3
国家指导价
1.8
14.4
23
23
4.1
0.5
10.5
19
25
1.2
市场调节价
5.6
18.1
40
52
79
2.5
16
34
45
92.5
计划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进口物价上升；这两种非货币因素造成成本推动型物价上升，促使人民币贬值。其余是货币性因素，即80年代后期经济高速增长引起投资消费双膨胀，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年，—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2%，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钢材价格在年上半年上升73%，诱发进口和外贸逆差，压迫人民币贬值。国内需求对生产资料价格的拉动，企业有感觉但居民没感觉。1—2年才传导到CPI上升，年和年都达到20%。把CPI上升称为“通货膨胀高峰”，是不准确的。CIP上升，已是通货膨胀后期，需求拉动已转变为成本推动，严格定义应为“消费物价上升”，而不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大部分可由通货膨胀引起，这是货币因素；也可以由非货币因素引起，如垄断和外部输入，并不是通货膨胀。
中国80和90年代物价上升因素之所以纠缠不清，是由于价格改革所推动的成本上升，与需求膨胀搅在一起。年汇率并轨时贬值过度，抬高进口粮价，促使南方进口大米，东北出口粮食。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在消费品物价权数中占70%，粮食涨价，CPI就上升。和年价格改革，因宏观经济紧缩，没有促使物价上升。
总体来说，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价格总水平必定上升，人民币国内购买力下降，对外必定贬值。消除汇率高估，与国际接轨是必须的，否则国内外企业之间就无法在价格基础上进行交易。
二、外汇额度留成与双重汇率人民币汇率在计划经济下，其性质并不是西方经济学所定义的：调节国内外经济的杠杆，货币的对外价格，而是实现计划经济“出口创汇”的计价工具。计划经济核心部分是出口创汇，为此实行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把内外贸分割，进出口分割，全部出口权集中到对外贸易部，进口权相对分散在经委，计委和各经济管理部门，进口用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逐项审批。
改革开放后出口权逐步下放，综合经营，企业有了经济利益，外贸部演变为出口利益集团，年复一年要求人民币贬值。直到年以后外汇由短缺变为过剩，进出口混合经营，经贸部增加了管理外资功能，才逐渐从贬值思维里走出来。汇率决定权转移到央行，成为国内外宏观经济调控工具。
中国工业在80年代中后期年增15%左右，主要是依靠进口生产线和设备原材料，产生对外汇的巨大刚性需求，要求出口创汇以年20%速度增长。国家保留出口创汇指令性计划，出口财*补贴逐步减少，最后变为出口退税，以调节出口结构。
这一时期实行汇率与“平均出口成本”挂钩，逐步贬值。企业按结汇制，把出口所得的外币买给国家，按汇率得到人民币。但汇率只是各部门出口成本的平均数，汇率变动作为货币*策，只能调节出口总量，不能调节出口结构。各部门出口换汇成本相差甚远，最低如丝绸板栗只有2元，出口公司在国内花2元人民币收购产品，出口可卖1美元。如人民币汇率为1:5，出口企业可赚3元，有暴利。国家须垄断经营或征收出口税，否则会出现抢购。机电化工产品出口成本10元，国家则给以补贴，否则产品不能出口。为调节出口结构，只能采取财**策，除地方*府奖励出口，中央*府采取了外汇留成*策。
80年代中后期至年底，国家据各部门不同换汇成本，给予外汇额度留成额度，是计划经济数量指标，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可进入市场交易，其交易价格就是*府规定的平价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如改革开放初期，粮票可在自由市场上与农民交换鸡蛋。
外汇额度，是平价外汇使用权，换汇成本最高的出口部门如机电产品，可得百分之百留成，完成1美元创汇，除按汇率得到人民币以外，还可得到1美元的平价外汇使用权，存入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开设的额度账户，进口时可以按国家牌价把这1美元买回来，补贴出口亏损。
年在上海开设外汇额度交易市场，允许额度买卖，形成外汇额度价格，这是近似的，由外汇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在乘以80%平均留成比例后，加上国家外汇牌价，形成真实的人民币汇率。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在---年，我国实行的是双重汇率，与当时“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总原则是一致的。
双重汇率=人民币牌价+外汇额度价格乘以平均外汇额度留成比例0.8
为什么要乘以0.8?国家是以80%的额度留成，去补贴%的出口，平均到每1个美元上，获得的外汇留成补贴是0.8美元。
表4双重汇率制度下的额度市场和汇率水平
单位：（人民币/美元）
年度
外汇调剂额
62
85.66
—
—
外汇调剂价
6.38
5.8
5.7
6.5
8.5
—
人民币牌价
3.72
3.72
4.72
5.2
5.4
5.8
外汇额度价
2.66
2.66
1.08
0.5
1.08
2.7
双重汇率水平
5.32
5.32
5.36
5.5
6.28
7.96
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计划一轨取消，并入市场一轨。外汇额度价格当时最高，为1美元等于3元人民币，乘以80%的留成比例为2.4元，加上国家牌价5.7元人民币，为8.1元。但由于出口创汇压力，没有乘以0.8，国家牌价5.7元，直接加3元为8.7元，人民币超额贬值10%。
一次性贬值50%，没引起进出口震荡，是因为在实际的进出口贸易里已按1:8在实行。没受到国际抵制，是因为亚洲“四小龙”气势正盛，国际社会低估了中国。贬值在“汇率改革”名义下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国际社会容易接受。
这次贬值根本上扭转了进出口形势。出口从年亿美元上升到年亿美元，增60％，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亿美元，外汇储备从年亿美元增加到亿美元，成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基础。
*教授---年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处，几次参与人民币贬值计算，他认为年过度贬值1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即发表“人民币进入历史升值期”的观点，在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公开呼吁人民币不贬值。直至5年，人民币升值才开始迅速升值，*教授的预测，整整超前了11年。
三、两币流通：汇率制度改革的变通方式-----总体管制与局部放开（一）五种名义汇率并存与默认外汇自由市场
在长达17年的艰难过渡中，人民币汇率水平贬值，与机制改革交织，采取双轨制过渡形式，非常成功。除去官定名义汇率，即人民币与美元之比价之外，还出现了外汇额度价格，乘以0.8的外汇额度价格，额度价格加上官方牌价的双重汇率，共四种名义汇率。
仅靠双重汇率不能解决加速出口中的亏损问题，于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第五种名义汇率----自由汇率，在深圳特区通过两币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表现出来。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可得诺贝尔奖。
80年代“中青年四君子”之一黄江南，亲口向我介绍了----年左右，深圳自由外汇市场形成的经过，是实践逼出来的，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国内工业增长率高达15%，依靠进口生产线和原材料，出口创汇任务极端紧张。正巧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广交会出口订单极多，各省市已完成出口任务，继续扩大出口会增加亏损，问题反映到国务院，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外汇多多益善，亏损怎么解决？当时有中青年列席会议，黄江南提出：超计划完成的外汇不再结汇，留给企业，自行到特区和香港买高价，外汇自由市场即自动形成。人民币官方牌价是1港币==0.35元人民币，在特区自由交易价1港币==0.7元，人民币贬值50%，这就是第五种名义汇率----自由汇率。
中国渐进改革的顺利实施，与一国两制有关。中国有香港，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发达的国际市场；中国有台湾，有0万海外华侨和0亿美元的资产，有人民币，港币，台币和澳币，一国四币。这些前苏联都没有，一刀切式的改革就搞成了“休克疗法”。欧盟那么多，那么复杂的民族国家体系，要统一货币，走向*治联盟，4年盲目扩张，12年以后濒于瓦解。
谁的体制更加灵活，决策水平更高，要好好总结，不能盲从外国。中国即使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涉外经济方面保持相当灵活性，通过香港和西方国家做买卖，民间经济联系则从来没中断。改革开放*策一放开，经济社会马上就繁荣。
在货币改革方面，如何解决市场经济，涉外经济迅速发展，要求货币自由兑换，同时人民币高估50%，这样一个巨大矛盾，其实是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最为关键的问题。设立经济特区，利用香港这一现成的国际金融市场，默认外汇自由市场，以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的形式，用不到10年的时间过渡，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里涉及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僵化理解。经济的基本关系，是商品数量和价格的关系。计划经济由*府直接规定商品数量，市场经济是价格机制，价格与数量是互动的。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主导，不适用于货币交易。本币与外汇的交换，价格是汇率，数量是国际收支。在汇率大幅度高估，不能完全放开的时候，还可通过数量变化，即允许外币在本土流通，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全局范围和法律上保留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在局部地区特别是香港和特区，将汇率和数量管制完全放开。默认港币到珠江三角洲流通，在人民币高估最严重，外汇最紧张的80年代末期，占货币流通量的50%，刚好和人民币高估相平衡。
“默认”两字，不太符合“依法治国”，而是“潜规则”。拿破仑在制定法典时说过：“许多事情是不能写在纸上的”。
人民币汇率高估50%，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如一次性贬值到位，必定引起国内恶性通货膨胀，促使汇率继续贬值。卢布实现自由兑换，有几次大贬值，贬值幅度达00倍。拉丁美洲为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把工资与物价挂钩，实际上把通货膨胀公开化法制化，迅速演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年物价上升率超过50%，玻利维亚甚至达到年00%，结果还是要“休克”，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失业猛增，左派**上台。
中国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最根本的理由是，占人口80%的农民不拿工资，也不可能大涨粮价，如城市通货膨胀，农民很快就不种粮食了。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渐进改革，在发展中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特点。
汇率改革采取双轨制过渡，建立经济特区，利用香港与国际市场接轨，比国内价格改革急于结束双轨制，在年引起抢购风，要成功得多。80年代中国外汇自由市场的存在，*府没有“先立法，后实行”，而是先实行，至今也没有立法。结汇制没有正式取消，官方汇率牌价是1港币=0.35元人民币，每个人从深圳去香港随身只能带元人民币。所有这些都只在纸面上，没有执行。
*府默认的外汇自由市场不是黑市，而是灰色市场。在法律上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在局部地区通过港币进行自由兑换，而港币和其他货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即间接与国际金融接轨。
深圳能以两币流通形式维持自由外汇市场，是因为地理上靠近香港。香港每天有大量人民币需求，如果去中国银行兑换，1港币只能兑换0.35人民币，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兑换，可多换1倍。那么内地那些拥有巨额人民币，愿意以自由价格兑换成为港币的又是什么人？
是那些倒卖进口汽车，钢材，木材，彩电的公司。国家规定经济特区可免税进口这些商品，但限制在特区内使用，实际上，转口倒卖到特区以外的商品，超过区内自用10倍。汽车最多倒手9次到内蒙边境，加价9倍。赚得数倍人民币，必须换成外汇，才能再次进口。在特区或香港的外汇自由市场，就可轻易换到，只不过比官价要多付一倍人民币。
汇率双轨制和商品双轨制一样，虽有腐败作为润滑剂，但在汇率高估一时不能解决，涉外经济迅速发展，急需人民币与外汇之间自由兑换的时候，在局部地区默认外汇自由市场，不失为权宜之计，避免了法制的僵硬和公开性，通行的是潜规则，体现了很高的决策智慧。
如没有实际上存在的外汇自由市场，中国涉外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绝不可能迅速发展。我们不必总是自卑于：人民币在法律上至今没公开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其实人民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特区自由兑换了，任何人都可以换得到，只不过多付一些成本而已。
（二）格雷欣法则的变形
两币流通理论和机制不只对20世纪80年代有意义，不只对中国有意义，对国际货币机制未来的区域化和美元化，都有直接的解释力。人民币与港币，是一个国家存在两种纸币和外汇管制，在局部地区同时流通的关系，必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研究两种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的“格雷欣法则”，指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内，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只能有一种货币流通，如果有两种货币合法地流通，出现复本位制，而两种货币的法定名义价值比例又不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比例，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一种（劣币）必然要将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一种（良币），从流通领域驱逐到储藏领域．比如，金币的实际价值与银币相比是1：15，但是法定金银币兑换率是1:20，金币的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是劣币；银币的实际价值低高于名义价值，是良币．在流通中，投机者会进行这样的操作：将持有的一个金币换成20个银币，扣除5个银币作为储藏退出流通，将其余的15个银币融化成银块后，按照实际价值兑换成一个单位的金块，铸成一个金币投入流通．这样，金块将越来越多地铸成金币进入流通，而银币将越来越多地融成银块退出流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格雷欣法则的制度前提是：在法定的金银复本位下，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可以自由铸造成货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界限，是金银铸造成货币的成本。
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分别实行单一金本位和单一银本位的两个国家。当金银块的交换比例是1；15时，金币国与银币国的汇率却规定为1：20，将金币的名义价值高估，成为劣币．这时金币即大量运到银币国家，每一个金币兑换成20个银币，扣除5个银币的利润之后，融化成银块，按照1：15的比例兑换成一单位金块，再运回金本位国家铸造成一个金币。这样，银币将大量退出流通而被储藏起来，银币国货币因此而升值，恢复正常的比例关系。与一国之内复本位不同，格雷欣法则在国家之间作用的结果，是恢复正常的市场汇率。国际金本位下的金银自由进出口是上述规律的制度前提，而其界限是运送黄金的费用。
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是整个货币流通规律的基础。但是在实际中却很少有过纯粹的金属本位制度，特别在国家之间，很难具备金银自由贸易和自由铸造的前提。我们所见到的，往往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货币现象。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中，虽然法定只能有一种纸币流通，但不能排除周边国家或地区另一种强势纸币在本国或本地区的流通，虽不合法，可被默认。
令人费解的是，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在纸币流通下变成“良币驱逐劣币”：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规定1港币兑换0.35人民币，只是港币的纸面价值。纸币的实际价值其实际购买力，在经济特区，大约比纸面价值要高出1倍。
在深圳的商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商品3种标价”：港币，人民币，外汇券，各种不同商品的不同货币标价，其互相比例都是相同的。为了简化分析，我们省略外汇券标价。
1辆自行车 ＝ 港币，人民币
1个录音机 ＝ 港币，70人民币
1台电视机 ＝0港币，人民币．．．．．．
所有的比价，都是1港币兑换0.7元人民币，这是两种纸币的购买力平价。使用港币直接购买商品，和兑换成人民币再购买，结果是一样的。人民币在深圳的外汇自由市场上购买力下降了1倍。如上海永久自行车在上海卖元人民币，在深圳元。自由市场汇率的根据是什么？就是人民币和港币在特区，珠江三角洲和香港地区的实际购买力。
以购买力平价决定的自由汇率，和官定汇率相差太远，在中国银行的正式根据牌价，仍旧是1港币==0.35。于是，自由市场汇率就只能通过“一种商品两种标价”表现出来。
《资本论》描述了商品到货币的发展：从个别价值形态，扩大价值形态，一般价值形态，到货币形态，是以金银的价值表示所有商品的价值，以金银的价值量即重量表示所有商品的价值量。发展到国际货币，汇率就是以外币数量表示的本币的价值或价格。
有趣的是：深圳两币流通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以商品扩大价值形态来表示国际货币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人民币通过商品标价表现出来的实际购买力，比官定汇率下降了1倍，人民币是“劣币”，在流通中被“良币”----港币，驱逐出大约一半的范围。
如何用格雷欣定律解释?一种意见从内在价值看问题，认为纸币没有实际价值，其流通规律与金属货币流通刚刚相反，人们喜欢使用良币即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购买商品，因而良币投入流通而驱逐劣币。另一种意见从外部流通看问题，认为在深圳仍旧是劣币驱逐良币，商人愿意储藏港币，在出售商品劳务时拒收人民币。这种观点抓住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实质——人们对良币的信任和储藏偏好，但不符合经济现象，在特区，明明是良币进入流通将劣币驱逐。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肯定，纸币流通与金属货币流通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遵循同一规律，即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解释的关键不在于金属货币有价值，纸币只是价值符号，而在于货币可兑换性。
格雷欣法则是说在金属本位下不可能长久维持人为设立的复本位制；我们将它推广到国际货币方面，可以说在国际金本位下，两国汇率不可能长久脱离市场均衡汇率，而金属本位的基本前提就是货币自由兑换和自由铸造，纸币也不可能长久不自由兑换。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金属货币规律在形式上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如果高估，很快会被消除，劣币与良币的差别就此消失。
问题在于人民币一直不可自由兑换，强制在全国流通，且长期高估。作为“劣币”，只能在流通中被良币驱逐，如在外汇商店被外汇驱逐，在特区被港币驱逐，这是因为出售商品的商人希望收入良币，动机是储藏。良币代替劣币作为流通手段，不是出自购买者的意愿，而是出自销售者的强制——不付出良币就不卖给你好东西。因此在特区虽然出现良币驱逐劣币，但在本质上符合“劣币驱逐良币”规律，这就是经济主体——国家，企业和居民，都希望储藏当时作为良币的港币。
（三）陕甘宁边区两币流通与陈云经济思想与实践
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震撼世界的10天”，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有20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深圳特区两币流通的成功，得益于40年代陕甘宁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的经验。
年皖南事变，国民*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边区一切外援。共产*提出自力更生，年1月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意味着革命*权能通过货币投放动员边区物质支持抗战，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
边区始终没有全部驱逐法币，某些时期法币在边区的货币流通量50%以上；在边沿地区有明显优势。其原因首先是边区经济力量薄弱，生产不能自给，需要从边区外输入大量商品才能满足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全部所需的布匹、棉花、文具、农具、烟、糖、西药甚至吃饭用的碗和缝衣用的针线均需由外边输入，属于刚性需求。能够输出的大宗产品只有食盐。边区贸易逆差不可避免。但作为弥补贸易逆差的手段，边币却出不了边区。年边区输入为边币6630元，输出214元，逆差元。商人用法币从国统区购买商品到边区销售得到边币以后到边区银行兑换法币，得不到满足，因此只能允许进口商直接收取法币。
其次，陕甘宁边区31个县市有24个县市与国统区犬牙交错，40%人民生活与国统区经济紧密联系，许多边界地区没有集市，90%出口要到国统区交易，法币是唯一交换媒介。边区决策层认识到：边区实力较弱，经济对国统区有依赖性，在货币流通上表现为法币直接进入边区，难以用行*手段禁止。这样，就使边币、法币在边区内同时流通成为不可避免。
正式承认法币在边区的流通也不行。首先影响边币稳定。法币可在全国流通，边币出不了边区。法币价高边币下跌，某些沿边地区拒用边币，流通范围缩小，如公开允许法币流通，边币过分收缩，可能垮台。其次，加速物价上涨。法币短缺，黑市难以消除，法币在边区的购买力高于在国统区的购买力，许多商人不带货物，只带法币到边区买货，边区物资外流，物价飞涨，边币贬值。第三，影响生产发展。商店利用边法币同流，和边法币差价及边区物价波动，从事货币和商品倒卖获高额利润。年延安公私营商店年平均利润率—%，相比之下公营工厂为33.6％，最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18％。工业资金向商业转移，许多机关生产部门，有余钱的农民，不愿增加投资而去作买卖。第四，财*困难不得不发行货币。—年，发行光华代价券万元，年增发万元，年增发万元。边币受法币排挤缩小流通范围，币值下跌，货币发行、物价、财*支出轮番上涨。年发行指数11.7倍，物价指数18.5倍，财*支出16.3倍。
年初至年9月15日，陈云任西北财办副主任，成为边区正式的经济最高领导者，工作卓有成效。
第一，增产节约，平息物价上涨。与年比，年延安物价上涨倍。年底比年初上涨19倍，主要进口产品上涨20—40倍，相比起来，同年国统区西安物价只上涨3—4倍。陈云采取的措施是增产节约，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年边区布匹棉花百分之百依靠进口，年布匹的50％，棉花的60％已经自给。年上半年边区贸易出超50多万，物价稳定下来。10种主要物品的价格在延安上涨29%，在绥德、关中、富县、定边跌30－16%。反而比国统区低。作为国统区的洛川、蒲城物价上涨50%，榆林涨1倍多。
第二，发行流通券。年边币黑市价从1：4跌到1：10。为保证金融安全。陈云指示“有关部门对金融形势要一天一汇报”，“要建立先审核后支付的制度”。年5月10日陈云提出：“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1:1，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要想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发行新票子在*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也有弊端。因此，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1:1，而与边币1:9，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1:1，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场金融。”根据陈云的意见，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贸易往来、债权债务清理，一律以流通券为本位币。
第三，承认法币流通的合理性，按经济规律进行货币操作。边区在年设立了货币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开始用固定牌价高估边币，结果使法币黑市价格大涨。延安地区年1月1法币兑换边币的牌价和黑市价，均为1：2.1。同年12月黑市为1:9，无人按正式牌价兑换，称为“死牌价”。银行所存法币很快被兑出，居民手中法币不愿卖给银行，套购法币投机。在陈云领导下，边区*府据物价变动及贸易情况随时调整边币牌价，使牌价接近黑市价。
第四，陈云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在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报告说：“研究和解决金融问题应从延安出发，向自己的经验学习。过去很多研究员、专家从重庆、伦敦出发，从《资本论》出发，从*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所以提出的办法往往与实际不合。”
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思想，包括两币流通的实践，为4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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