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博士群像
陈无诤
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础，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班觉博士思考时，眉宇间习惯性地呈现出“八”字，“一字须”梳理得整整齐齐。浅茶色眼镜背后，突然在某个瞬间，目光变得犀利起来。这位西藏第一个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年进入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同样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白玛措，曾为资深的文艺女青年，外表温婉娴静的她，其实骨子里是“侠女”，自诩“行走游牧世界的人类学者”。白玛措风趣地把自己称为“藏族第三类人”——似乎是一不小心，“踏上了人类学这个孤独星球的孤独旅程，和一群喜欢说反话、疯话和怪话的捣蛋鬼称兄道弟，其乐无穷。”
央嘎博士一看就是那種学院派的藏族学者，皮肤健康略微黝黑，喜欢戴无框的金丝眼镜，眼睛炯炯有神，在面对患者时，顿时会温和起来。西藏藏医药大学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藏医学研究和教育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从西藏大学独立出来后，这所高校几乎聚集了西藏本土所有藏医界的精英。其中，留学哈佛大学7年的央嘎，便是其中之一。
和这三位比如籍留洋博士不同，年出生的旦增聪美是新生代本土博士生代表，去年刚从西藏大学文学院毕业，硕士论文《吐蕃时期有关“那雪”的若干历史研究》，继承了前辈博士们的研究特点——依据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和实地调查的结果，不回避疑难问题。今年9月他就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攻读藏族古典文献方向的博士生。
《史记》中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班觉博士的同乡和学妹，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研究生在读的赤列曲珍，同样痴迷于学术研究，在比如读中学时就听过这位大学长的名字，“他可是我们几代人的精神偶像。”和赤列曲珍同在中央民大读研究生的比如同乡德琼和吉塔宗，也希望能够获益于比如博士前辈们的学术滋养。
班觉毫不讳言地说，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础，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首位留洋归国藏族博士
班觉博士身上，曾有很多标签——首位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人类学家和藏学大师梅·戈尔斯坦的弟子、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等等。然而他谈及儿时在比如求学时所受的教育，仍感慨颇多：“当时老教师们的热情、素质和责任，真是滋养了我一生。”
如今在西藏人类学研究方面已硕果累累的班觉博士，出生于藏北草原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主要在厨房帮忙，干些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庄园里干活，做些零工，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班觉一直庆幸当时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比如教育当时在那曲是最好的。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时有一批老教师，被流放到那曲，年龄大，海拔高，受不了，比如海拔最低，就集中派了过来。”
在班觉口中接连称赞“不得了”的这批老教师，多来自山东，汉语、数学、针灸和武术等，无所不通。“晚上高兴时，还给我们讲西游记，至今我还记得‘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其中有三四位老师，特别优秀。年我初一时恢复高考，比如有50多名学生到那曲参加考试，居然都考上了。一个县不能把整个那曲的名额用完，两个兄弟一起考试的，就选一个。”
刚恢复高考时，很多地方不太完善。才十二三岁的班觉，先去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读一年预科，班里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二三十岁的，上完一年进修班，才十四五岁，班里年龄大的先毕业，他又在附中从初一读起（高中没上过），年作为西藏自治区文科状元，再次考上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彼时，西藏社科院正在筹备，曾任西藏社科院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的拉巴平措，准备重点培养西藏的年轻人，年从参加高考的学生里选出30多名，作为西藏社科院的青年预备军，在中央民大代培，名为西藏社科院藏族班。后来年西藏社科院正式成立时，这30多人，就成为最初的骨干团队。
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5年后，年班觉远渡重洋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成为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弟子，攻读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年获硕士学位后续读博士，年5月学业期满回国。
梅·戈尔斯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年5月梅·戈尔斯坦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
班觉最早与导师梅·戈尔斯坦结识，就在这个时期。“当时导师到西藏考察，我作为西藏社科院派出的助理，配合他工作。当时需要英文比较好的学者，后来就由西藏社科院和导师达成协议出国留学，学费由导师资助，学了一年多英语后，又读了硕士和博士。”
刚去美国的时候，奖学金很低。班觉除了上学还要打工，第一年下半年在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些项目，学费就从项目经费里支出一些。班觉当时最开心的经历，就是和导师一起做学术研究，一起搞大课题。
梅·戈尔斯坦说过，“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由于受导师这种重视个案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学风的影响，又无法斩断对家乡的牵挂，班觉在美国留学的10年中，他每个寒暑假都要回西藏，去最基层的农村、牧区调研考察。“我从年开始在西藏农牧区做系统田野调查，主要在白朗县的宁果乡和孔隆乡，20多年没间断过。”
自从中国实施土地承包制后，西藏农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国内外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争论很大。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区农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为此，从年到年，班觉和导师做了3年的实地调查，项目涵盖了13个村庄、共多个家庭，数据都是通过深入访问，入户观察、访问重点个别对象和群体以及搜索未经出版的村、乡、县志而得来的，终成论文《土地承包二十年来西藏农区的变化和问题》。
通过使用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结论：藏区的农村及农民的生活状况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逐年增长，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这使得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副业。
在班觉看来，改革开放后，要想让农民尽快富足起来，从事副业是较好的选择。除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以外，*府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农民真正参与到*策中来，从而真正从中受益。
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班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攻击西藏。
年以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西方一些人只要提到“西藏人权”，就要抛出这种论调。而在之前，从没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班觉和导师一起，利用寒暑假回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在3个县走访了多户农村家庭，细致客观地采集了素材，倾听了农牧民对生育*策的真实看法。年，班觉根据研究材料，写出论文《生育与计划生育在西藏农村》（英文），年2月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中国研究》上。
班觉至今对此颇为自豪，这可谓是第一篇有关西藏计划生育的论文，影响很大。“年以前一些人经常用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年我的论文发表后，这样的声音开始少了，没有人以此为砝码来指手画脚。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
对于中国创办内地西藏班，达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时任香港大学教授白杰瑞对此进行了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写出论文《优惠*策：中国的内地西藏班教育》（英文），年4月在美国“中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积极*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研究认为，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外对中西结合的研究比較重视，对学术敏感保持学术严谨的学者，又能贴近生活扎实调研，一定会出成果的。”
人类学者行走游牧世界
白玛措很喜欢一顶来自嘉黎县苏日达村的牧女帽子——金字塔造型，一圈白色的羊毛，蓝色的帽子中间，点缀着一小块亮眼的红布。她自述是游牧Zomani（山地之人）的田野者，钟情*黎县的田野，那里牧区小伙子骑摩托车，简直就是草原版的速度与激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言，要学会对“被埋藏的知识”发生兴趣。田野者的知识考古学不仅仅在文本，常常也在田野中。在那些非“现代文明”的文化体系中，礼物不但有灵，而且还有个灵的世界。
从年起，白玛措到那曲羌塘草原的嘉黎县做田野调查，以“礼物”为切入点，试图展开草原牧人的生活图景。经过7年时间的打磨，年8月，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白玛措博士呈现了这本关于西藏牧业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一套上下两册的《牧民的礼物世界》。
这套书亦是藏北游牧世界赐予白玛措的礼物，描述了这些牧人们和其邻里们日常的经济生活模式，在看似平淡而又普通的畜牧经济劳作中，礼物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贯穿了牧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这些礼物不仅仅是冰冷的“物”，它成为牧民世界里不可缺的一个温暖媒介。
白玛措的父亲是蒙古族和藏族的后裔，母亲是地道的那曲人，都是游牧部落的后裔。“父亲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我出生在西藏那曲比如县，一个月不到就随父母到那曲镇了，童年一直在那里长大，11岁离开父母和故土，去内地西藏班上初中、高中。”
因为喜欢文学，白玛措高考报了南开大学的文学专业，收到的录取通知却是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这是什么专业，从没听说过，我不懂，家里父母也不懂。就这样，我踏上人类学的路如同生命的诞生，完全是一种抛入的状态。”
白玛措现在回想起来，庆幸当时踏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既可保持文艺女青的思维，又可以将这种思维架构在严谨的逻辑上。最重要的是，人类学给了她观望的浪漫和激情，同时还保持描述的平静和理性。
在中央民大的四年，白玛措学了很多，又仿佛都不懂。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张海洋老师拿着达尔文《物种起源》英文版用中文给学生授课。“当时，物种起源的深意没懂多少，但深深被英文的美妙所吸引。多年后，我才恍悟出张老师如此示范的深意：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学习英文。”
在那白衣飘飘的年代，白玛措印象深刻的还有庄孔韶老师——当时刚从华盛顿回国任教，是她影视人类学的启蒙老师。“上摄影实践课时，我扛着一架摄像机，虽然记不清拍摄了什么，但那种通过摄像机转述或展现他者的成就感至今记忆犹新。临毕业时，潘守永老师送我一本汪宁生先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对我的田野实践受益匪浅。”
大学四年的学习，白玛措对人类学有了似乎清晰但又模糊的认识。她毕业后到西藏社科院上班，幸运地参与了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辛西娅·比尔在日喀则的田野调查，和课题组老师们一起绘制了近份谱系表。接着，白玛措又得以参于挪威生物学家乔·福克斯在阿里有关“牧民-野生动物的互动关系及社会变化”的项目。
白玛措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驱车3天才到达拍摄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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