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年，巴利维安掌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玻利维亚的经济以及人口都获得了增长，但是对于当时的玻利维亚来说，这个增长并不具有显著的效果。而在巴利维安倒台后，玻利维亚才真正迎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采矿业的发展带动了玻利维亚的经济。
玻利维亚在巴利维安的带领下，人口和经济都有所增长
年，何塞巴利维安生于拉巴斯上流社会的一个家庭，其叔叔塞瓦斯蒂安塞古罗拉是皇家军官，压制了图帕克阿马鲁暴动。何塞巴利维安自身几乎未受过教育，12岁时便已置身行伍。作为独立军的一名重要军官，他荣升为圣克鲁斯军队的最高将领。执掌大权之前，虽深陷复杂的*治阴谋之中，但巴利维安统治时代(—年年底)的玻利维亚*治统治趋于平稳，堪称是考迪罗时代最后一个稳定*府。在巴利维安统治之下，国会议*活跃，出身平民的人才得以任职中央*府。伴随着玻利维亚不再卷入重大国际纷争，该国人口逐渐增多，*府收入日趋增长。
玻利维亚新生*府改变了自己在太平洋*府之间关系上的立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入侵秘鲁失败后，玻利维亚放弃了对秘鲁拥有主权的企图，安心治理自己现有的领土。此时，巴利维安他试图拆掉玻利维亚的战争机器，削减国家*治上的负荷，于是建立土地特别准拨和发放复员金制度，裁减军队，裁撤军官，甚至还在东部低地建立了“军事殖民区”。裁减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经费庞大，增加了新的公债重负，军费支出额度照旧庞大。
在其他方面更大的成就
虽然国家预算承袭了原有的赤字亏空，税收在19世纪20—30年代为万比索，到了40年代便增长到近万比索，虽然增长幅度并不很大，但毕竟是增长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仍然明显地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印第安人的贡金仍然占到了总收入的40%；关税收入因年景不同，波动甚大。然而，目前国家订立了一些重要的内部关税和赋税项目，这种税收构成了*府总收入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可可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消费品，可可生产方面的税收年平均为20万比索；用于生产奎宁的“秘鲁树皮"（苦香树皮）的出口收入与此相仿，成为仅次于白银出口的重要项目。
*府也将注意力转向东部低地，一是正式建立了贝尼地区事务处，二是成立了军事殖民区，这些做法也带动了欧洲各类殖民公司的商务活动，尽管它们在玻利维亚的活动成就甚微。此外，该*府还特别着重探讨了在该地区开发新的河流或运河航道的计划，目的是为玻利维亚产品出口建立大西洋出海口奠定基础。正当*府首次将注意力转向东部时，它也因为要求建立科恰班巴（现为玻利维亚中西部第二大城市）独立主教区而最终认识到了玻利维亚人口和资源这一变化了的现实。年，国会通过法令，建立第四大教会教区。年终于获得梵蒂冈批准。这时玻利维亚已经在拉巴斯，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建立了主教区，在拉普拉塔（即苏克雷）建立了总主教区。
最后，在年，富有才干的*治家何塞玛丽娅达伦斯领导进行了玻利维亚首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玻利维亚人口稳定增长，己将近万，这还不算估计有70万*府管辖不到的散居在东部低地的印第安人。但是，尽管共和国已经度过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人口增长了，但社会和经济组织依旧。拉巴斯仍然是最大的城市，但此时只有4.3万人口，而第二大城市科恰班巴只有3万居民。对所有11个市和35个镇（约人以上）调查表明，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这一比例与19世纪20年代中期约瑟夫彭特兰（爱尔兰地理学家）的估计相差无几。
尽管各方面都在增长，情况也并不乐观
由于缺乏*府投资和城市生活的发展迟滞，民众的教育水平异常低下。年，全国仅有2.2万名儿童上学，占学龄儿童的10%。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全国的教育水平并不会有什么改观。即使达伦斯能够乐观的估计,也不过约有1万人能懂得西班牙语，而这个数字在全国总人口中仅仅占有7%。学校入学率没有大幅度增长，这明显地意味着下一代儿童不会超过年调查的文化水准。
经济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尽管圣克鲁斯和巴利维安时代形势相对平安。虽然银矿收入20年代已经下降到了15.6万马克，但30年代略微上涨到18.8万马克，40年代上涨到19.2万马克，这个数字仅相当于18世纪9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收入是38.5万马克。另外，达伦斯估计，仍有约1万座银矿被废弃，余下的银矿有2/3仍然淹没在水中，由于没有水泵而无法开采。年仅有座银矿处于全面生产状态，矿主雇用工人数量约人，其中大部分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仅仅是矿山的临时工而已。
玻利维亚拥有大量的工匠，这些工匠生产的产品可以最大限度满足最贫困地区人口的需求，因此该行当成为玻利维亚的国家行业。为家庭和地方消费而进行的毛纺织品生产是玻利维亚的主要工业，此外还有食品加工业。共和国初期试图开发生产的廉价棉花织品并未发展起来。尽管市场对英国的廉价棉织品加以抵制或收取高额关税，托丘约（南美洲对坯布、被单布、细布、印花布等的统称）棉布工业集中在科恰班巴，从来没有恢复18世纪时的重要地位。在殖民时代，估计科恰班巴的托丘约布料生产厂家有几百个。年仅剩下个，产值从10万比索下降到40年代的约比索，因此，从英国进口的廉价棉织品充斥玻利维亚市场。
玻利维亚建国初期大多是乡村人口
玻利维亚总体上说是一个乡村社会，8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村镇以外的地区，这些人口的生产总值占国民总产值的2/3,约合万比索。相比之下，年矿业产值为万比索，工业品产值为万比索。这些乡村人口，不仅仍然是文盲，而且基本上不懂官方用语。虽然没有关于语言方面的调查数据，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估计，能单独用西班牙语或即能用西班牙语又能用另一种民族语交流的人不到20%。盖丘亚语（南美印第安人的一大分支盖丘亚人的语言）是这个共和国的主要语言，其次是艾马拉语（南美的一支印第安人的语言）。西班牙语是这个共和国少数人的语言，虽然在*治和经济上它是唯一官方语言。
在这样一个乡村社会，大庄园和“自由印第安社区”分别控制着各自地区，这与殖民地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年，0多个大庄园的价值在0万比索，而个自由印第安社区的总价值仅为万比索。但是就相对价值和数量而言，印第安自由社区更有优势，因为事实上大部分劳动力居住在这种社区。根据达伦斯的估计，仅有个家庭的户主是庄园主，而居住在印第安自由社区的家庭户主有13.万人。如果我们认可达伦斯的估计，即以每户四个半人口作为积数计算，就意味着超过62万印第安人居住在这种社区，他们占乡村人口的15%,庄园中的无地人口亚纳科纳斯在37.5万到40万之间。此外，还有20万乡村居民，他们可能是居住在南方的自由土地所有人或者租用印第安自由社区或庄园土地而本身无地的迁徙工人。
显然，庄园的财产更具有商业价值，尽管如此，这些庄园的发展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只是永加斯（亚马逊河流域的一处谷地，因土质肥沃而成为城市聚集的繁荣之区）地区和科恰班巴谷地境况尚好。永加斯是可可的主要产区，随着印第安人口的增长，那里的可可产量逐年增加。而科恰班巴似乎已经从后期殖民地经济休克中恢复过来，成为玻利维亚国家两项基本农作物——小麦和玉米的重要生产基地，现在已恢复了重要粮仓的地位。然而，其他地区的庄园发展仍然相对迟缓，因此对于以“聚居区”为主的人口稠密地区并不能构成严重威胁。
印第安自由社区本身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社区内部的阶级分化不断加剧。米达徭役义务制度的废除显然对印第安自由社区的原有成员有利，他们因此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经营土地。随着沉重的劳役负担的解除，人口增加了，也更稳定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额度户主人数已经占到社区内户主人数的35%,有少量土地的“补充者”，即后到社区的人，占社区总人口的42%。无地的外来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群体，他们占所有印第安家庭23%。人口的缓慢增长造成了印第安自由社区本身出现了一个无地农民阶级。
农村社会发生着缓慢变化的同时，采矿业发展迟缓，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国民工业未获成功，要满足本国的需求，就意味着这个世纪的头25年，玻利维亚经常出现贸易赤字。从年到该世纪的50年代，玻利维亚合法的贸易经营显示亏空状态，这只能通过非法的白银出口或走私得以平衡。因此，*府开办的矿产收购银行在收购所有的本国生产的白银过程中举步维艰，每况愈下。而非法出口项目使*府蒙受巨大损失。最后，*府财*岀现赤字是常有的事，因为支出，特别是军事性质的支出，远远超过国家财*的收入。
玻利维亚经济在动乱时期快速发展
因此，到了该世纪中期，如果说玻利维亚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状况，那么这种境况随着巴利维安的倒台以及年到考迪罗统治最混乱时期开始，就愈演愈烈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治上最动荡的时期正是玻利维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时期。19世纪50—60年代，蒸汽机开始成功地应用于高原采矿工业之中。矿主主要是来自科恰班巴的商人和庄园主，还有一些人来自更发达的粮食作物产区，这些人投资开采大型矿藏。由于他们的资金来源于内地商业交往，因此这些新商人矿主也愿意在采矿技术上注入资金。
随着高原采矿业的缓慢发展，19世纪60-70年代玻利维亚太平洋沿岸的采矿业也迅速发展起来。70年代，卡拉科雷斯地区的银矿，以及高原区的老矿，这时都准备开足马力生产。与此同时，现代矿业公司的发展也吸引了国际资本投向新的采矿技术。
*治暴乱所造成的混乱似乎对缓慢稳步发展的现代出口企业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60—70年代的*府对于运用新技术的采矿精英有求必应，为其排忧解难，他们主要要求结束*府在统购和经营矿物产品上的垄断地位。
但是，这种出乎意料的增长的原因还有待充分确认。首先，有证据表明，玻利维亚之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使采矿巨头们清醒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上半叶，欧美各国生产能力不断增长，蒸汽机价格不断下降，这意味着与19世纪20年代相比，50—60年代蒸汽机的价格已经相当便宜，而且更容易买到，性能也更稳定可靠。因此，开采水淹矿的成本大为下降。况且，秘鲁和智利采矿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为玻利维亚提供了良好的总体区域背景，所需资金和技术易于引进，流向玻利维亚矿业刚刚兴起的工业地区，也为该国的产品出口准备了市场。最后一点，由于国际市场上水银的价格下降，白银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提炼费用就大幅度降低了。
但是，这些因素仅仅可以解释为一种总体国际环境的存在，这种环境为玻利维亚矿业生产提供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机械设备，而且生产所需水银的价格也比以前高原采矿时低得多。投放在高原地区采矿业的原始资本来自玻利维亚人自己。问题的关键是：在共和国建国初期的25年里经济相对停滞的情况下，这笔资金从哪里来呢？对波托西和奥鲁罗两省早期的矿业公司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不成比例的资本份额来自科恰班巴河谷的商人和土地贵族。尽管19世纪50年代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瘟疫，人口仍然稳步但不是大规模地增长着，这就促成了不断扩大的以玉米和小麦为主的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形成，而玉米和小麦是科恰班巴农业的主导产品。伴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科恰班巴的社会精英们就能够从中抽出过剩的资本。这似乎是说，科恰班巴已经诞生了一个本土企业家阶级，他们更愿意冒险将巨额资本投向过去被认为是凶险莫测的采矿工业。实际上，科恰班巴地区是共和国最发达的科拉人口集聚地区的腹地，那里还具备最活跃的由拥有不动产的农民构成的靠收租过活的农民阶级，他们中大部分人既懂西班牙语又懂盖丘亚语。因此，他们具备企业经营方面的基本素质。
结语：玻利维亚具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且在历史上也被称作矿业共和国。在建国初期，他们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国家资源，充分的发挥采矿夜的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及教育素质的提高，为玻利维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