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很多地方都超出我们人类的承受极限。它们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干旱就是海拔太高，我们无法在上面生活。即使靠着衣服、住所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人类也只能勉强生活在地球陆地面积的12%左右。如果算上海洋，人类只能生活在占地球总表面积4%的地方。
大气层的稀薄，限制了我们的生存高度。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永久性居住点，位于智利北部安第斯山脉的奥坎基尔查山，矿工生活在米高的地方，似乎是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矿工们自己选择每天再往上跋涉米，到达工作地点，而不是睡在米的高处。
安第斯山脉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在高海拔地区，任何活动都变得艰难，令人力竭。约有40%的人，到了海拔米以上的地方会出现高原反应，跟健康与否毫无关系。在极端的高度上，人人苦苦挣扎。年，夏尔巴人登山向导丹增·诺尔盖和瑞士人雷蒙德·兰伯特攀登珠穆朗玛峰南坡时，5个半小时只前进了米。
在海平面，红细胞大约占据40%的血液体积，随着对更高海拔的适应，这一比例还可以再增加一半左右，尽管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红细胞的增加，使血液变稠，流动迟缓，为心脏的泵动施加了额外的压力，哪怕是一辈子都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像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海拔米）这种高海拔城市的居民，有时会患上蒙格病。这种病让人嘴唇发紫，手指粗得像棒槌，因为他们浓稠的血液流动不畅，转移到较低海拔后，问题就会消失。许多患者因此搬到远离朋友和家人的山谷地区。
出于经济原因，航空公司通常将机舱的气压保持在相当于米~米高度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飞行中酒精更容易上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飞机下降时会耳鸣，当你降低高度，压力会发生变化。如果一架正常巡航在米高空的客机，机舱突然减压，乘客和机组人员可能在短短8秒或10秒内变得头昏目眩，失去行为能力。
缺氧（也叫低氧、氧不足）导致最恶劣后果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年10月。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佩恩·斯图尔特还有三名商业伙伴和两名飞行员，搭乘租用客机从奥兰多前往拉斯。途中，飞机突然失去增压，机上所有人陷入昏迷。飞机的最后信息来自上午9点27分，当时，飞行员确认将爬升到10米。6分钟后，地勤管制员再次联络飞机，对方没有回应。飞机没有转向西边飞往得克萨斯，而是靠着自动驾驶继续沿着西北方向飞，越过美国中部，最终耗尽燃料，坠毁在南达科他州的一处农田，机上6人全部遇难。
我们对人类极限条件生存能力的认识，大量令人不安的部分均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战俘、集中营囚徒和贫民所进行的实验。纳粹德国曾对健康的囚犯截肢，或进行实验性肢体移植和骨移植，希望为德国伤病员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为了确定德国飞行员迫降海上之后能活多久，他们把俄罗斯战俘投入冰水里。出于类似目的，还有一些战俘在寒冷天气赤身裸体地被赶到户外长达14小时。还有很多实验给受试者服用各种毒药，施放神经毒气，用疟疾、黄热病、斑疹伤寒和天花感染他们。
德国人的实验尽管可怕，在规模上（甚至残忍度上）却被日本人比了下去。在一个名叫石井四郎的医生带领下，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修建一处由多座建筑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占地6平方千米，公开宣称要通过各种必要的手段，确定人类的生理极限。在这处设施工作的日军部队被称为“部队”。
部队人体实验恐怖照片在一项典型的实验中，中国囚徒以交错的距离被绑在木桩上，接着，日本人引爆远处的榴霰弹。科学家们走到囚徒中间，仔细观察他们受伤的性质程度及其死亡时间。出于类似目的，另一些囚徒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扫射，或挨饿、冷冻、下毒。一些人甚至在清醒时惨遭解剖。大多数受害者是被俘的中国士兵，部队也对一些盟军战俘进行实验，以确保毒素和神经毒剂对西方人及亚洲人有着同样的影响。如果需要孕妇或小孩做实验，日军会从哈尔滨的街道上随意抓人。
没有人知道在部队有多少人死亡，一项估计认为这个数字高达25万。
这一切暴行的结果是，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和德国对微生物学、营养学，冻伤、武器伤害，以及最重要的神经毒气、毒素和传染病之影响，有了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曾使用的面罩很多德国人因为上述战争罪行遭到逮捕和审判，但日本人几乎完全逃脱了惩罚。大多数人被免予起诉，作为回报，他们向战胜方美国分享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组建并领导部队的医生石井四郎接受了大量盘问，而后获准重返平民生活，他活到了年才去世。
不管是对日本还是美国官方而言，部队的存在都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要不是年，东京顺应义塾大学的一名学生偶然在二手书店发现一盒罪证档案，并将之公布于世，普通人将永远不会知道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