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头”是一个代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在众多的受害者口中，他像幽灵一般无法摆脱，一个名叫伊兰娜的摩尔多瓦女孩称，她是被“蛇头”哄骗她到意大利西西里餐馆当女招待的，当时，诱人的工资吸引着她，让她轻易相信了“蛇头”的话。
可是在偷渡出境后却辗转被卖到巴尔干的妓院，与大多数为摆脱贫困而拼命外逃的摩尔多瓦妇女一样落入魔掌。
奥尔加就是其中不幸者之一，她被迫从妓后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她投诉无门，面对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地披露自己的经历。她们的悲惨的日子让人无法描述，名记者的报道，都不如一个“蛇头”厉害。
奥尔加生活的环境极为恶劣，她疾病缠身，早已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身心疲惫，对于她来说，除了一身病毒和黑斑，一副已流干眼泪的黑眼眶外，再无其他。
她是那个时代里威勒斯塔小城的一个缩影，为了给“蛇头”赚钱，对她进行了无限的榨取，她每天甚至被迫与10个男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连续四个月特意在该地区做了持续的调查。记者发现，与奥尔加同样遭遇的妇女不计其数，在他们之中凡逃跑或被告发的受害者，大多被追杀、谋害了。
如同奥尔加是那个时代里威勒斯塔小城的缩影一样，威勒斯塔小城也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在寂静的无声处展现着这个世界的黑色产业链，中国人也无法幸免。
更可怕的是，即便国外人口贩卖的例子，活生生地摆在面前，却依旧无法抵挡偷渡的讨巧之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偷渡大军……他们与领渡者达成协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上一笔钱就能出国。
见到中国大陆有一帮手持巨金的“移民狂”，海外有人感兴趣了，他们开始成批制造出国证件，讨价出售。这时，有三种证件供选购：
第一种是伪造的外国使馆签证。这种证件可以大批制作，满足需要，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因为外国签证章一般都很复杂，需要高超的伪造技术，必须将出国者已办好的中国护照带往国外，由外国专家亲手操作才能制作，制作完成后再偷运进中国大陆，帮助偷渡者蒙混过关。
除去这样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之外，就算拿到了证明，也要担心边防检查官员的眼力，万一被查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风险甚大。
第二种是欲移民者将合法的中国护照交给“卖方”，由他们沟通外国使馆人员，偷盖而不是伪造入境签证。这种证件完全合法，无论怎么审查都符合法律规定，但无论怎样，印章都是偷盖的，见不得光，如果遇上极度认真的检查员，在审查时直接与国外大使馆电话联系，那么，不仅偷渡者暴露，偷盖印章者也会受到处罚。
各国使馆对印章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找一个有本事做这种买卖的人十分困难。所以这种货，质量高数量少，很少有人能有门路得到这种证件。
第三种是卖主从种种途径搞来外籍华人或华侨护照，换上欲移民者的照片，再伪造钢印，又伪造中国边防的入境验证章，如此，买到这种证件的人，摇身一变从中国公民变成了外国公民或有永久居留权的“华侨”。
他们的离开，不是“出国”而是“回国”。也正因如此，这是移民狂们最满意的证件，它不仅使出国关口的监督功能化为乌有，使前往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审批大关，也失去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拥有外国人的身份，真正实现了花一笔钱就移民的“创造性”设想。
当然，这种证件也很贵，很稀缺，在市场上都是明码标价，根据目的地的不同，价格也不尽相同，例如：巴西和巴拿马等地市场价是8千美元、玻利维亚是2万美元、汤加是2万5千美元……当然，和所有的黑市一样，这只是个参考价。
我们都知道，买卖双方讲究的是需求平衡，即便是人口的买卖，也要看货论价，也可以讨价还价。如果女子如花似玉，擅攀洋附外，那么卖主看重人身的价值可能售价就低；相反识不得几个洋码儿，写不得几个汉字的农夫售价就高……
当然，无论是什么人，不论何人何条件，金钱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肯掏钱就能移民海外，变成所谓的“洋人”!
这也是最讽刺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在出国之后，可能会成为黑市交易的人口资源，像上述的女孩子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可是最开始，他们的外出确实自己掏钱完成的，相当于掏钱让人贩子卖自己，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人成为了买卖的新商品，“国际人贩子”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以金钱作为润滑油把中国人倒到外国，把出国的关口悄悄撬开……福建长乐县陈德官、郑守雄，贿赂公职人员，多次非法获取和倒卖出境证件，倒出去不少人。
此外，还有驻外机构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出卖出国公证文件，导致全国卷起一阵涌向拉美某国的出国潮……有驻外的，有国内的，还有中间跑的。
巴西籍华人季友菊、季友艺姐弟就是其中之一。年，其母和姐弟俩先后投靠在巴西定居的父亲，来到巴西后，季友菊与一个巴西人结婚生子，定居于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供职于一家旅行社。
移民潮兴起后，季友菊姐弟发现，这是个不劳而获的好“产业”，就勾结当地恶人，干起了“贩人”的勾当。
他们利用定居国外的便利，牵线挂钩，卖担保书，卖旅游签证……很快就成百万富翁。超额利润使他们无所顾忌。一些偷渡者害怕边防检查，他们就亲自出马，率队通关。据悉，单是年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带出多人。
买卖干大了，资本厚了，手段也更加“先进”了。他们开始伪造入境签证章，伪造巴西驻华使馆官员的签名，自办“洋人制造所”，凭借着高超的伪造技术巧夺天工，他们骗过了一批又一批的边防检查人员。
他们以劳务输出的名义，途经日本前往南美，他们“买卖”人口的对象，也从工人、农民拓展到了教师、学生。
年，43名偷渡者倾家荡产，以35岁以上每人8千美元、35岁以下每人5千美元的价格，跟随季友菊偷渡出境。
事先，她对上海虹桥机场出境厅进行过数次侦查，发现“1号”的中尉检查官员的年纪轻轻，检查速度相当快。所谓半夜里偷桃子，专捏软的，“1号”检查官员果然好对付，扫了两眼她的护照，就挥手了，她的手提包并未被查。
那个手提包里有60本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是下一笔买卖中的客户交上的，将由她带到巴西去伪造签证。
包里还有他们预交的17万美元，前前后后加起来，这是一个价值30多万的包，利润率几乎接近于贩运毒品了。
季友菊姐弟坐上了飞机，却不见后面的人跟上来，心里不禁发慌。他们却不以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起飞时间快到了，中国警方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查清问题，扣留自己这个外籍人士。在他们心中，只要自己能飞走，那43人走得了走不了都无所谓，反正钱已到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中国边防检查厅那边是另一番景象，1号检验证台的年轻中尉把季友菊之后的第一个人挡住了。他发现，签证上的星和横纹颜色不一致，好像分两次盖上去的，使馆签证官的签字，还写错了一个字母，正是这个疏忽，让检查人员发现了破绽。
于是，他拨通了从检察机关到公安部，再到外交部，再到巴西驻华使馆，一连串电话让真相逐渐地浮出水面。
巴西使馆证实，他们从未给这43人签发过签证，就这样，43人被阻留了！
压抑的情感破堤而发，有的哭有的嚎，有的昏过去，有的因愤怒而揭发季友菊。他们突然明白，这次偷渡不是追梦的成功而仅仅是被骗的开始。
飞机尚未起飞，季友菊姐弟与他们的巨额美钞都被边防人员扣留，后来，据季友菊交代，自年以来，他们共组织多人偷渡到国外，等待他们的将是“以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受审。
季友菊如同“蛇头”一样，只是千千万万组织偷渡的人之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依旧有很多人企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偷渡出境，可他们不明白的是，外国并不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圣地，在他们接触不到的角落里，人贩子们在不断地压榨他们的价值。
据统计，大约有万“现代奴隶”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被迫卖到全球各地，沦为雏妓、家佣、劳工……他们的生活惨不忍睹，海外哪有什么天堂生活，倒是噩梦的开始。
由偷渡所引起的人口贩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是增长最快的犯罪之一，那么，这种行为为何这么猖獗呢？笔者认为是巨大的利益驱使，包括性剥削、强迫劳动、强迫犯罪等等，在背后有一双无形的“资本的手”在控制着他们。越落后的地方，越严重，东南亚、欧洲、北美、非洲等地，都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
无论是妇女儿童，还是男性劳动力，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极其悲惨，或许如奥尔加一样病痛缠身，也或许如黑人奴隶一般失去自我，曾经带领他们偷渡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站在他们的痛苦上仰天大笑。
笔者认为，移民海外的观念要改一改了，偷渡更是不可取的，在这几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举国体制在对抗“疫情”中的优越性，只有我们中国真正做到了“生命至上”，让人们有尊严地活着，有句话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此生无悔入华夏！
参考文献：
新民晚报：斩断特大“人蛇”偷渡链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公安志，出入境管理，护照证件检查